100个理由

从“一战”后，一直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荒芜与苍凉中艰难跋涉的他们，是在希特勒“新德意志帝国”的成吨的大辞浮语、现实生活渐有改善且获益良多的驱动下，才目光为之蓬然一热，异火升腾，心里却一层层地泻下冷漠、决绝的水泥，从而成片地充当起这个共犯结构广阔而又结实的基础。   
  日本人民(1)   
  我们将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日本，同样是个共犯结构。 
  但在日本，天皇决不是刚刚沐猴而冠的希特勒，千百年来他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而且，日本也从来没有一个如奥匈帝国那样狂飙突进的强大历史，相反，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 
  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的浪人诗词里，十有八九，皆为此类“言志”之作—— 
  雄心空屈书窗里，枉拔宝刀试击撞。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 
  东海英雄姓是源，铁鞭曾指大昆仑。谁知万里平沙草，已被神州雨露恩。 
  苦节十年并合谋，尝将长策压时流。黑龙结社剩余锐，剑气秋高冲斗牛…… 
  最后一首诗是赞颂内田良平的，此人是曾遍布日本民间的黑龙会的首脑人物。他与另一个玄洋社的头目头山满，被称为“全国志士的总帅”。 
  于是，1895年日本因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际而出现的空前拥载战争并激奋的民族团结景象——当时，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在二十世纪30年代，又得以在对外侵略中再次出现： 
  日本人民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1941年，除了大学生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 
  此后几年里，会有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了战场，他们就可能永远不能回到家乡。 
  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了380万人，比起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出发之前，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还记得在一个送他最喜欢的学生的“社行会”上，什么食品都没有，除了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一小袋干豆子，这是包括他三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的一家人一天的口粮。当钟敲五点时，那个学生站起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对着老师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官方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入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体育场，参加“二战”中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行会。时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等一班阁员都出现在检阅台上。在整整三个小时里，在一片如丝的冰冷雨水中，3.5万名年轻人肩头扛着步枪，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在他们周围是6.5万名神情肃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友。 
  东条英机发表了题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演讲。 
  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叫江桥慎四郎的学生，代表新兵发言。他略有伤感却又充满自信力的声音，立即通过电台传遍了列岛的无数会场：“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会结束后，整个东京仿佛一下寂静下来。只听见新兵们一阵阵如雷的脚步声穿过街道，向皇宫广场进发。他们在那里向着皇宫三呼“万岁”后，便决然地走向了战场。 
  据战后统计，这批大学生新兵中，仅作为“神风”敢死队的队员而死去的，就有650人。 
  民间自发的送行，可能更让应征者心绪翻涌，铭记终生—— 
  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26日早晨七点，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时年25岁的东史郎接到了征召令。命令上写明他已编入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该联队即将出发去中国战场。 
  次日，他即住进设在一家旅馆的新兵报到点。他的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他告别，他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 
  接着，她送给儿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觉得母亲特别伟大”，他当即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日本人民(2)   
  9月5日晚7点，第20联队出发了。上等兵东史郎一路在车站、码头看到—— 
  从列车的所有窗口伸出来的头和手，从月台的护拦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脑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样起伏。他们的手像是被风吹动一样，不停地上下挥舞，画着一个个圈圈……他们的嘴吐出像怒涛般激烈的爱情和热忱。 
  在爱情、离别、激励、怜爱等诸多感情高昂交织之中，列车驶出了站台，把人们激昂的“万岁”欢呼声丢在了后边。 
  沿途，无论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人们络绎不绝，点燃红红的充满赤诚的篝火，等着列车通过的那短暂的瞬间。他们在铁路边点燃篝火，为的是向他们的战士送去欢腾的激励…… 
  被挡在防波堤栅栏外的送行的人，一经允许，就一窝蜂朝船边拥过来。卖带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红蓝白三色相间的带子由下面抛向上面，无数条色彩鲜艳的彩带随风摇曳——联系着士兵和送行的人……（《东史郎日记》） 
  东史郎的日记里提到的是“卖带子”，但给士兵们的带子肯定是送的。此带叫“千针带”，即由一名妇女请街上的1000个行人在一块布上每人缝上一针，线可以是单纯的红色，白色，也可以是相间有序的杂色。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以此表达日本妇女满腔的挂念。空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也收到了一个“千针带”，他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因这是自己的未婚妻和表姐妹久久地“伫立在寒风的街头”而请求来的大众的祝福，“我当然会戴上它……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千针带”是当时最受士兵们欢迎的一种护身符。此外，还有妇女请路人们在一面小的太阳旗上写上一两句祝福的话，在中国战场上曾有许多士兵在口袋里装过它。 
  祈祷入伍者平安归来的另一类普遍做法是，当时在许多家庭，家人们在每餐吃饭时都会给前者留出一个位子。这一心照不宣的做法，是在强调在前线的亲人是这个家庭生命线上牢不可破的一员。 
  然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与在前线的亲人间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此后开始了自我安慰自我恐惧自我折磨的漫长等待。这一等待，一般最后为军方信使的到来而打破，信使的声音因为几十次、上百次地重复而显得程式化了，如同一份不可能再简约的电报稿—— 
  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在此，谨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不少母亲面对信使的报丧，她们一向平静、坚忍的面容，一下为之天塌地陷，风云变色。 
  更多的母亲，却在这一瞬间，确信阵亡亲人的灵魂已被送去了列岛的哪个神社里，当然最好是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儿子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理石或汉白玉的碑上，置于每年春天必会盛开的樱花林中…… 
  东史郎没有战死，若真在中国掉脑袋了，他的母亲大概会是这样的母亲。 
  前文提到的相川孝昭先生，给历史留下了一位这样的日本母亲形象。母亲的儿子也曾是他的学生——一名信使刚报称死亡的海军飞行员。就在信使离开一会儿后： 
  她突然间走进我家的院子，看见她灿烂的微笑，我以为她得到什么好消息了。站在翻过土的地面上，她开始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谈起天气，限量供应和人际交往什么的，突然，她冒出一句；“我儿子光荣地为国家而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