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说前者，这是针对近些年来日本在中日关系上，从历史问题到现实问题，寻隙挑衅，咄咄逼人，屡屡制造事端，中国人民对此在社会心理与民族情感上的强烈反弹。没有政府的导引，民众已经自觉走出“1895年”和“1905年”——在这两次日本入侵东北时，中国人还没有普遍的国家民族意识，日军的侵略与占领没有受到任何来自民间的反抗，以至一马平川，毫无孤军深入敌国的困难。民众又先于政府跨入了“1931年”——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痛了中华河山，在东北，已经拥有了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民众，就连土匪也汇集在抗日的旗帜之下浴血奋战。而这之后的中国全面抗战，没有人民对国家与民族的朴素、坚贞的忠诚，中国不可能够坚持下来，并最终成为战胜国之一。 
  说后者，是指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对自己民族“自虐性”的思潮，以《河殇》为代表的怀疑中国从历史的开端就先天不足的文化论一时十分流行。但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这些年来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邻国不时泛起的“中国威胁论”的散布，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对民族权益的警觉与捍卫，也变得敏感与强硬起来。 
  与《河殇》批判“黄河文明”不同，当今的民族主义坚持维护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特殊价值，而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最深厚和独特的传统，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里，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各有短长，民主和专制都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更适合威权政体，在威权政体下同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 
  与《河殇》慕羡“蓝色文明”也不同，当今的民族主义总是以反对美国和西方“霸权”，以对抗西方的姿态出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人惹谁了》等这些90年代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无一不是以反西方主义为诉求的。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里，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处处在阴谋削弱和灭亡中国，他们主张中国实施富国强兵政策与西方抗衡，并不同程度地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借鉴西方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   
  要爱国，上网去(3)   
  不怕顶着“汉奸”、“卖国贼”的飞来棍棒说话的，也没有绝迹。 
  一个网名叫“用户名未知”的帖子，如是说： 
  我们的历史观，或说一般教科书中的历史观，习惯于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1840年前”和“1840年后”两个时期。在“1840年前”，中国被描绘为一直全面领先于世界，科技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辉煌史；而“1840年后”则是充溢着血仇、屈辱、叛卖和烈士破碎的骨肉的仇恨史。这种历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也曾阔绰过，也有阿Q祖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般可炫耀的家产，只是近百多年来，被外来的强盗和内部的坏人欺负才落后于世界。“我们也曾强大过”的意象，使我们常常过于自大，陶醉于祖宗的无限荣光，而“因被迫害而不再强大”的集体记忆，又使得我们时时自卑，不愿做真正触及痛处的自省，不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先天不足或者后天不够勤奋，而将苦难归罪于“被迫害”。 
  ……在“1840年前”与“1840年后”的史书上，所谓“爱国主义”的精髓其实是“恨”，即通过共同仇恨某些外在敌人，为现实的局面赋予“合法性”。被这种历史观浸染的国人，总要仇恨些什么，用代表正义、受难、复仇理想的“我们”和十恶不赦的“加害者”来建构想象中的历史。仇恨的对象过去是“美帝”或者“苏修”，日本则在近年来“脱颖而出”，被想象为一个极右的、变态的、处处挑衅的罪恶帝国。加上日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朝觐关系，就更被看作恩将仇报、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从而满足了我们建构仇恨世界观的一切条件。因此，从历史观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仇恨的对象，而被仇恨的重任，现在落在了日本头上。 
  在知识界，大抵亦有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意见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果完全没有制约，在任何领域、任何情况下都唯我独尊，那确实会有全民走火入魔的危险，但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危险，与它相比却不会小，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民族主义无疑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压迫，团结本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旗帜。但是，一旦外来威胁消失，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主义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如同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背坐天下，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来威胁、处于和平建设的情况下，仍然抱着民族主义不放，民族主义就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恶果。如果当今民族主义想在近年来颇为紧张的中日关系上显示一下民间的正义诉求和民族的尊严与情感，自当是一支真正爱国的建设性力量；如果它想跨越这个界限，进而成为指导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其最终结果就可能阻碍甚至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民族主义就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害国主义。 
  我注意到，对当今民族主义的观察，比较贴近当下生活的是王彬彬先生。他“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将民族主义大概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 
  从最近几年间，互联网上闹得沸反盈天的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胡注：2003年10月29日晚，在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迎新晚会上，一名日籍男教师带领三名日本留学生在表演节目时，胸前佩戴红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纸杯作生殖器状，并将藏于胸罩内的纸屑抛洒向观众席，并有下流的舞蹈表演动作，背上还贴有用日文写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字样。在场中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急剧扩大为校内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并走上西安街头示威游行，最终惊动两国高层）， 还有网上众多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在复活的“民族英豪”的言论，都让他想到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 
  他指出：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捍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 
  再一个特征是，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就十恶不赦。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满腔怒火。 
  而在一些国家的红灯区里，人们看得最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据说现在的荷兰红灯区，老鸨已经会说汉话了，不过只是一句：“中国客，您好！可以开发票！”年头长了，中国人互相见了再不会有忸怩遮掩之态，更多的倒是彼此会心地一笑，脸上一片释然…… 
  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这场争论，因为其内涵的丰富而又模糊，其外在强烈的“民意”色彩且紧扣中国的政治、外交，其标靶更有某些日本人伙同某些美国人一一制作、频频举起，显然成了近年来最热门的一场争论。而且，大狗叫，小狗叫，饱狗叫，饿狗叫。怎么叫，怎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怎么慷慨激昂，毛焦火辣，肯定都平安无事，这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 
  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中去。一是学识有限，二是我总怀疑其中逡巡着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团混迹其中，很多事情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据自己肤浅的理性与一般的观察，我想说的只是两个问题：   
  要爱国，上网去(4)   
  一、中日两国是否真的在走向战争前夜？ 
  二、在相当多的国人看似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政治家与政客(1)   
  在日本，虽然右翼势力总在坚壁清野，消赃灭迹，然后戴上洁白的手套，去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的多，也深入人心的多。 
  战后广泛的和平主义运动席卷了列岛上下，尽管许多人私下里以“无罚化”的剃须刀，尽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点不安，此后再出得门去，有了一张“受害者”苦海无边的脸，但在向往和平上，他们坚决的面孔决不是赝品。 
  理性地对待过去，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日本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冲绳有一个和平祈念公园，公园祭祀的不仅有在“二战”中阵亡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冲绳召开西方7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曾在此发表了重要演讲。在广岛也有一个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馆，四季常青的树木、喷泉与座椅、曲径间，有不少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