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日本工业总产值 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四分之一；从财政状况来看，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评说：“虽说当年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元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据国民政府40年代统计，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和长度不足1万公里，平均每4万人不足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甚至连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也比中国要多。铁路不行，公路运输也居人之后，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国土面积只有中国二十六分之一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 
  在军事装备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 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一百四十五分之一；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 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国空军能起飞的飞机已经不足20架。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绝大多数时候日机可以任意往来，任意轰炸，任意扫射。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国空军已无力再战，南京机场只剩7架能起飞的飞机和36架待修理的飞机，远无力支持南京保卫战。 
  陆军也差得太远，战争之初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8至9倍。在正规军，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很少连发的盒子炮、冲锋枪，子弹也不充裕，一个营大概会有几门迫击炮点缀一下。若是在游击队，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镖了。所谓国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钢骨的机关枪巢，但多半时候只有步兵临时挖的散兵坑，甚至连散兵壕都不多见。 
  在军队素质上，抗战伊始，日军将官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上，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年龄则多在45岁以下，有的只有30—40岁。“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国民党军队与之相比，差距甚大。蒋介石多次公开说，军队“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常识”，完全“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他曾指责某些军官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国外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台湾“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册 1984年版） 
  因此，总以帅才自视的蒋介石经常直接插手指挥下级部队。他曾对美国驻华军事观察团的史迪威将军解释道：“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参见 忻平著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军队的配备亦因军而异，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还有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的，一应俱全，中国军队可谓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各有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制，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制，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指导思想来说，官方钦定为正统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水浒”“三国”主义——宋明之际问世的这类演义小说中所宣扬的种种人格方式和韬略方式，成了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深刻默契。再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质不一，战斗力也有强弱，但充满敌忾同仇之心是完全一致的。若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在八年的抗战烽火中，至少前两种军队数百万人大可熔于一炉，铸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 
  “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用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大悲壮，大不朽(3)   
  我军寸土必争的气概，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12个师团的兵力，总兵力达到了20万以上。据日本陆军省于当年11月初宣布，自开战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4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4万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卷） 
  值得注意的是，在凇沪之战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火线，在连续三个多月的战斗中牺牲惨重，至当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军伤亡达33万3千余人，“以致国民党自黄埔建军以来，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锐之师在抗战的头半年内便几已伤亡殆尽，而大部分的地方军人却因未参加战斗，遂得以保全实力，并遍布全国各省。”（齐锡生 《抗战中的军事》 引自 联合报丛书 《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 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86年9月初版 ） 
  日军挟其优势，妄想在极短时间内，摧毁我军之抵抗，以实现“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之野心。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后来又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其目的便在于避免与敌决战，并诱使敌主力使用于湖沼山岳地区，使其优势装备，无法发挥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军，奠立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础。 
  这样做，并不意味国民政府打算“消极抗战”，恰恰相反，“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国政府对侵略者的‘应战’态度，而且基本上是贯彻始终，并未中途而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史学家刘大年评价道：‘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中共方面，影响最大、至今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胜利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进行伏击战，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百团大战，则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1940年夏秋，八路军共使用105个团的兵力，向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此战历时三个半月。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枝（挺）。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感慨：“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但综而观之，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国民政府面对的也始终是抗日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