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在强大的外敌入侵时，蒋介石并没有忘记消灭共产党，如同在李崇仁、孙立人那满是战尘飘拂的身影后，他从没有收起那一道道狐疑、阴沉的目光……但他毕竟还是清楚小学生都知道的“兄弟霓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1936年年底的“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了由“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转变。尽管以后又屡屡发生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两党两军间的摩擦与争斗，但在抗战初期，对于蒋介石的全民族抗日的领袖地位，以及国民政府在抗日主战场上的作用，中共方面是拥护和承认的。 
  蒋介石的庐山宣言发表后，当时作为中共方面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即发表讲话：“在目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了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地拥护现在的蒋先生的领导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 
  1938年4月，张闻天不再担任总负责人。中共中央由书记处领导，毛泽东名列书记处第一人。 
  这一年，有些几乎天天要和毛泽东见面的人，似乎感觉到他和以往不一样了，尤其是那些从江西中央苏区起就和他在一起的人，更是觉得他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过像现在这样轻松，富有活力。而且，他仿佛年轻了，好长时间不修边幅的他，脸上意外地不见了那些让人熟悉的胡须。 
  这当然是为着革命终于化险为夷，他心里的一块大石砰然落地。在他的全力催促下，1938年初，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等率八路军陆续深入华北各地，相继建立起根据地，仅一年时间，八路军就从1937年9月的不足3万人，发展到1938年秋的25万人。中共武装发展壮大的事实，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信服了毛泽东，纷纷放弃了过去的不同看法，转而接受了他的意见。 
  此外，人们还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一个刚来延安不久，却因为唱京剧《打渔杀家》而一下唱红了整个陕北的女子，不时在他的窑洞前的雪地上留下纤巧的脚印。她明眸中的阳光，还有脖子上火红色的围巾，差点让他眩晕。毛泽东新婚燕尔的消息，开始在延安四处流传，传得很远，甚至传到了重庆的小报上…… 
  1938年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全会前后开了40天，是至那时为止中共中央所开的历时最长的一次会议。全会的灵魂人物是毛泽东，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向会议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可想象的”，他称赞国民党“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领袖”。他高度评价抗战以来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中国已“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他强调在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他批评“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 
  毛泽东还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信里，他表示了对蒋介石“钦佩无既”，声称对“先生盛德”，“凡在国人，无不崇仰”。他的这封信由周恩来于10月4日在武汉当面交给了蒋介石。 
  《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从未收入毛泽东自己主编的《六大以来》一书，也未被全文收进《毛泽东选集》。这封亲笔信，则从未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和任何中共中央文件集。直到1990年3月出版《周恩来年谱（1898——1949）》时，才提及此事，但仍没有全文公开该信的内容。（参见 高华 著 《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大悲壮，大不朽(7)   
  国民党军队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前后方的配合，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自己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或者说，在整个抗战八年中，中方败多胜少，最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撤退，国家中枢也搬去大西南的山城重庆。 
  但这并不等于大溃退，蒋介石躲去了峨眉山上。以大英帝国的精血饱满， 1945年前他们在日本人手上就没有胜过一仗。以美国名将麦克阿瑟的煌煌武威，一开始也仓惶辞庙，逃出菲律宾，直到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中途岛大败南云指挥的联合舰队，才一挽了颓势。经营数百年的头号强国尚且如此，更反衬出中华民族以弱克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慨。 
  珍珠港事件前，中国毫无外援，单独作战，且东南膏腴之地尽失，国际通道悉数被切断，最后一条对滇缅公路因英国被迫实行封锁，我方物质更感枯竭。军中往往一套士兵装备，分配给三人使用，分得棉大衣者，无棉上衣与棉裤，穿得棉上衣者，无棉大衣与棉裤，其艰苦情形，殊非今人所能想象……就在胜利看来如此毫无希望的情况下苦撑不倒，浴血苦战八年，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小战斗近5万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者达320万人之多，空军消耗飞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平民的伤亡更是高达2000万以上，真正以血肉筑起了长城，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开战不久作为首都的南京就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占领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八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汪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中华民族抗战之慷慨悲壮，还有重要的一翼，展现在一支不拿枪的队伍上。 
  在这国破家亡、天柱欲断之时，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当战火日益逼近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科研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截止1938年，迁移来重庆的各类科研机构达近百家。其中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卫生试验院、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华自然科学学会等。 
  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损失更是巨大，仅中央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大量设备仪器被毁、遗失，损失达72万余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时，仅剩下显微镜5架及若干小仪表，书籍杂志仅保存五分之一。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则集聚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川东小镇。一时间，小镇上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户户有蓝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庄成为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 
  “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余杰《铁与犁》）   
  大悲壮，大不朽(8)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