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

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 转引自 《国共抗战——肃奸记》）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按照中国的路数，“精英”多“荟萃”于官场，因此比起草根卖国来，“精英”卖国更可怕，亦更彻底。 
  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为例：政务长官殷汝耕，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秘书长池宗墨，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财政厅长赵从懿，留学日本法律科毕业。建设厅长刘云笙，日本弘文学院毕业。实业厅长殷体新，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秘书处长陈曾式，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保安处长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在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17名主要官员中，留学日本的为11人，比例高达五分之三强。在“精英”汉奸中，留学日本或在列岛生活过的人比比皆是。如伪华北临时政府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汪时璟、周作人，汪伪政权之周佛海、高宗武，淞沪之战之前任职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主任、有资格参加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因而出卖了我军在长江的江防情报的黄濬……大量接纳培养中国留学生，显然也是日本破解我文化中国的得力手段之一。 
  在“精英”汉奸里，旧官僚、失意军人也占一定比例。由于北洋政府、旧军阀的垮台与失势，他们都成了过了气的人物，偏偏又不甘于过气，这便转化为对任何权力、哪怕是危险权力的狂热追求。若再有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满，即便是其双亲从坟墓里站起来拖住他，也拦不住他要走卖国求荣的道路了。前者的典型是马良，70多岁一老朽，仍在老骥伏枥，可惜日本人嫌其昏庸，找了另一个人来继任其伪山东省省长之职，他却老泪纵横，迟迟不去；后者的典型是周佛海，他一向自命为可经纬天下的干才，一直觊觎能执掌全国的财政大权，可这位置总给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坐着，不让他染指，于是“不以国士待之，当不以国士报之”…… 
  像原本是“民主斗士”的陈彬龢这样具有角色的多变性、丰富性的“精英”汉奸，决不在少数—— 
  如汪精卫这样曾谋刺清摄政王、被捕入狱时写下“行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倒清干将； 
  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激扬文字的“五四”名将； 
  如王克敏、梁鸿志这样当时几乎妇孺皆知的民国闻人…… 
  谁能料到，郑孝胥这样的前清巨绅，在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后，亲自操刀写下深得日本军部大加赞赏的“满洲国国歌”：“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顶天立地无苦无忧，造成我国家自由亲爱并无怨愁。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自由……” 
  谁能估计，一向标榜在书房里“不会诗下酒，岂是文作饭”，自许要向大众传道布施的周作人，一旦走出了书房，撑起了伪北大门头外，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一年之间，还三次南下，风尘仆仆于徐州、涿县、保定、井陉、彰德、石门一带，“视察”各地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情况。每到一处，都先去拜见当地日本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然后慰问陆军医院伤病“勇士”，检阅地方保甲自卫团，视察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发表各种训示……再马不停蹄地奔往另一处。回京后又接见记者，发表“感怀”。他还曾头戴日本军帽，身穿日本军装，站在天安门上检阅“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当年周作人在《五十自寿诗》中云：“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如今袈裟不穿却穿上了日本人的戎装，实在是滑稽到家了。 
  又有谁能想到，曾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温宗尧——年青时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对于建立民国助过一臂之力，以上海广肇所名义垫款42万两银子给孙中山，民国成立“南北议和”时，他为广东大元帅府七总裁之一。他“落水”后先任南京维持会长，后当上汪伪政权立法院长，竭尽种种卖国之能事不算，居然率尔操觚，阐述日本侵华的一片善心： 
  “日本之攻打中国，与西洋各国之攻打，其性质全不相同，盖西洋之攻打中国，其目标是在瓜分中国，日本之攻打中国，是欲中国之合作，以图共荣共存也。日本首次与中国战斗，是在1894年，其时中国串通高丽国，以谄媚俄国而排挤日本，日本惧高丽一旦落于俄国之手，必危害日本之生存，故为自身之存亡计，而不得已与中国战斗也。假使当时中国与高丽，能与日本携手合作，则东亚之新秩序早经成立，而中国与高丽之富强，亦必与日本无异。果尔，则不独1894年之战祸不致发生，即1932年之战役，与今日之战祸，亦即可避免也。”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9)   
  在中国极少难看到自身忏悔的文字，并不从新中国始。 
  那时的“落水”文人有为数不少的一批，此后仍从事著述的还很有几个。当时在北平“落水”的周作人，晚年笔下回顾附逆情形则要惜墨如金得多，在一本近40万字的《知堂回想录》里，不过寥寥数页两千来字而已，且多是关于自己曾被行刺的记录。而《世纪挥手》近30万言，涉及的附逆内容有三四万字，其中章克标还写到自己任伪职时不再用为社会所熟悉的本名，改成“章建之“，“好象有了这个伪名之后，就可以把一切罪恶都归这个伪名去负担，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老人如此直逼内心的反省、检讨，在中国，真堪称是士林“异类”了。倘若不是具有“异类”精神，我想，老人也就不会有在99岁上公开征婚、再求良缘的惊世骇俗之举。 
  从章克标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比起鹑衣百结的华北老百姓来，都市里一般文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些，而且不会有敌人的刺刀顶在后脑勺上，但为生活所迫，仍是他们成批“落水”的一个理由，也是他们自责时的一针麻醉剂。 
  若完全能用生活所迫来解释，也不尽然。 
  在孔孟被抬举得比泰山还高的山东，常常见一个班的日寇，就轻易地占领了一个县城。七、八个鬼子扛着面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就赶紧“跑反”。 
  北方叫“跑反”，在南方也叫“逃难”。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是这样回忆的：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尤其可悲的是难民们在这种困难条件下，非但不是互相帮助共渡难关，而是乘人之危，彼此算计。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类似的趁火打劫的事层出不穷。后有敌军追赶，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周围还有自己人的暗算，从柳州到贵阳六百多公里的沿线弃尸无数，财产的损失更无法统计。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 中国文联出版社 《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精品茅于轼》） 
  南京大屠城后，近百个日本兵，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途中，几次有人提议跟鬼子们拼了，但周围是铅块一般沉重的沉默。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 
  同是“二战”中，列宁格勒被围困900天，苏联军民战死达90余万人，是南京大屠杀的三倍，但是他们消灭了20多万德军。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决不后退，即使在城市大部被占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战斗，最终将德军赶出了列宁格勒。前苏联解体后，列宁格勒叫回了原来的名字：圣彼得堡。虽然红星已从国旗上摘去，但圣彼得堡这座最具“二战”同盟国英雄气概的伟大城市，依然让俄罗斯民族世代为之骄傲。 
  回过头来看南京大屠杀，中国人的心头除了切肤的仇恨，难道没有其他难言的滋味？ 
  在中国从来孝优于忠，忠孝不能两全时，大部分国人选择孝，少数人例如岳飞的母亲，要岳飞不必尽孝，先去尽忠，结果是岳飞反被皇帝及奸臣陷害，成为尽忠的反面教材，日后的千百万“红卫兵”更是为此悔青了肠子。中国的忠也只要求吃皇粮的，古来老百姓就有一句形容自己与政府关系的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抗战最激烈的时候，不少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会惊愕于一个奇特的景象，日军与我军正在城内外激战，城外不远的农田中，农民竟然若无其事地在田里劳作…… 
  “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时下版，便是日军军曹山田武一对金山卫农民的一番评价：“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居民的观察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