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九章

可以说，从那时起，广州人对于“番鬼”，便有些“见惯不怪”，习以为常。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6)   
  不过那时的中国，的的确确是“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中国的文化，远比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优越，尤其对于那时来华的“白蛮、赤蛮、大石、骨唐、昆仑”等国，就更是如此。总之，广州人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以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为“底气”的。这也是广州与上海的不同之处。广州是在已有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而上海则是在“一张白纸”的情况下开放和吸收。而且，到本世纪初，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已大不如上海：广州进出口的吨位数只有上海的1/4，租界大小则只有上海的1/147。所以，上海的“西化”虽在广州之后，却比广州“彻底”和“地道”。上海除人力车夫一类“苦力”说“洋泾浜英语”外，一般来说只要肯学，英语说得都很好。广州人却喜欢把外来语言“本土化”，发明出诸如“打的”、“打波”之类“中外合资”的词语，或诸如“佳士得”、“迷你”、“镭射”之类中文色彩极浓的译名。广州给人的怪异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话语的“不伦不类”引起的。 
  但这对于广州人却很正常。广州人的“文化政策”，历来就是“立足本土，兼收并容，合理改造，为我所用”。比方说，他们也用汉字，却坚持读粤音。当年，如果不是雍正皇帝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他们是连“国语”都学不会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发明了一大堆只有他们自己才认识的“汉字”。广州人对待中原文化的态度尚且如此，逞论其他？ 
  其实，这也是“天高皇帝远”所使然。 
  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事；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也就特别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自唐以来，优秀的岭南诗人，多能一空依傍，自立门户；而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更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终于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比如穿西装不打领带，穿皮鞋不穿袜子等（此为广州与深圳之不同处）。相反，穿得过于一本正经，在广州反倒会有怪异之感。一位广州朋友告诉我，有一天，他们单位一个同事西装革履地走进来，大家便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改卖保险？”原来，在广州，只有推销员才会穿得一本正经，其他人都穿得随随便便。 
  反正，在广州，衣食住行均不妨个性化。不过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广州人则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领带衣冠楚楚时，广州人则把西装当茄克穿；内地人早上吃稀饭馒头时，广州人则早上喝茶；内地人以“正宗粤菜生猛海鲜”为时尚时，他们却对川菜湘菜东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就使得外地人一进广州，就觉得这地方吃也好，穿也好，都怪怪的。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既然反正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和帮他们，他们当然就会按照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事实上，即便有“北佬”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既听不到又听不懂。即便听到了听懂了，也“没什么所谓”。广州人不喜欢争论而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显然，广州人广东人的文化性格和改革开放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争论”，而广州人也好广东人也好，都不喜欢争论。   
  第九章 世纪的鲇鱼行(7)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广州或广东无思想。恰恰相反，在风云变幻天翻地覆的中国近代史上，广东有着“思想摇篮”的美称。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发出了震惊全国的声音，其影响极为深远。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三个对本世纪中国的命运前途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一个出在广东，一个出在湖南，一个出在四川，而不是出在北京、上海，是耐人寻味的。事实上，广东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这其实也正是广东文化或曰岭南文化的特点，即“生猛鲜活”。生猛鲜活是和枯朽陈腐完全相反的。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生则猛，鲜则活。相反，枯则朽，陈则腐。这也正是一个古老帝国的古老文化可能会要遇到的问题。看来，岭南文化能够具有生猛鲜活的风格，或许就因为它“天高皇帝远”！ 
  广州与内地城市之最大区别，也许还在于其经济生活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这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意。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这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穗城”、“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主要不是“城”，也主要不是“镇”，而是“市”。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另一条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着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90年间，外轮抵港多达5130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28万吨（同期上海只有9万吨）。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业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业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广州既然是“市”，则广州之民风，也就自然会重财趋利。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委理蚕缥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换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的立场来攻击“市”。“市”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主要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70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28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自然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什么叫“市”？“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不做生意，钱放在家里，自己不会生儿子，老板也不会有饭吃。因此，一个“市”，只要它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