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九月三日写完   
  幸福(1)   
  一 
  我上月中旬带病去香港接受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学位，受到中大师生的盛情接待，回沪后因写字困难，过了十多天才给一位香港朋友写了如下的信： 
  ……我二十多年未见“香港的夜”①，这次小住十八天，仍然是为了酬答友谊。……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年轻二十岁，那么我可以多写，写尽我心中积累的感情。 
  ……我常说，友情是照亮我一生的明灯。写作五十几年之后我重来香港，仍然是满目灯光。我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他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我不能不想到他们，我不能不时时考虑怎样偿还友情的债。即使还不清，能还多少就还多少也好。我一生最高的目标就在于“付出”二字。我必须用行动表示我的感激。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动身返沪的那天，在机场上见到您，我没有讲什么。有些感情不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我只能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二 
  上面的信是写给某一个人的，话却是对许多人讲的，因为这是我心里的话。本来我应该给每一个朋友写信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可是我没有充沛的精力，我甚至没有保证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的健康，我只能向疾病和干扰夺回一分一秒。我面前有多少必须克服的困难，但困难吓不倒我。我耳边仍然有各式各样的唧唧喳喳，但任何噪音都不会使我昏迷。从香港回来又是十八天了，我坐在二楼太阳间的书桌前，只听见一片“知了”声，就是说我耳鸣相当厉害，可是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拿着笔，一边在回忆前一个“十八天”的事情。我很激动，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离开香港的时候，我会像几十年前那样感觉到我有足够多的勇气和力量。 
  我想念风景如画的中文大学的校园，在那里我参加过几次同大学师生的座谈会。我始终忘不了某一位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拿着高的稿费过着优裕的生活，不知你怎样看待你的读者？”可能是我弄错了，记错了，原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这样，我的女儿小林那天也在场，她就说不是那个意思，而且当时我也不是照那个意思回答问题。但究竟是怎样回答的，散了会当天晚上我便说不清楚了。我记得的只是写在上面的那一句话，它一直折磨着我。我夜间因为翻身困难，睡不好觉，就常常考虑应当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它已经变成我自己的问题了。我并没有拿高的稿酬，用不着解释。但我靠稿费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这却也是事实。我常说读者养活作家，总觉得自己欠了读者一笔债。怎样偿还这笔债？在香港的夜里我翻来覆去想解答这个问题，却始终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又像在三十年代那样，我觉得一根鞭子在我的背上抽打。一个声音压倒了我的耳鸣：“你写作，不是为了职位，不是为了荣誉……读者需要的是你的艺术的良心。”回顾过去了的八十年的岁月，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我要责问自己：在那么长的日子里，你究竟做了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 
  三 
  我责备自己，我感觉到鞭子抽打我的背脊，我活到八十深感苦恼，并不是我灰心、丧气，这正是因为我还有力量和勇气。 
  参加典礼的那天，我从大礼堂回到大学宾馆，收到一位香港大学学生的信，是托一位中文大学的同学转来的。 
  这位署名“琴”的年轻读者为我复印了一篇用英文写的散文诗一样的文章《你就永远这样年轻》。我惭愧一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说不出这文章是谁的作品。里面有两三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记在心里，常常念着它们： 
  没有人因为多活几年几岁而变老：人老只是由于他抛弃了理想。岁月使皮肤起皱，而失去热情却让灵魂出现皱纹。 
  你像你的信仰那样年轻，像你的疑虑那样衰老；像你的自信那样年轻，像你的恐惧那样衰老；像你的希望那样年轻，像你的绝望那样衰老。 
  在你的心灵中央有一个无线电台。只要它从大地，从人们……收到美、希望、欢欣、勇敢、庄严和力量的信息，你就永远这样年轻。 
  我的译文并不够标准，它们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理解。琴女士认为拿这文章来“形容”我“最适合不过”，这是她的过奖。我自己却感觉到那一条称为“衰老”的毒虫不断地在蚕蚀我的心，一直到今天，也将一直到最后。飞去了的时光不会回来，青春的活力也不可能长在。我在三四年前就说过我不会“焕发青春”。但是我更不愿意躺下来闭上眼睛等待死亡。我一直在挣扎，我从生活、从文学作品汲取养料，汲取力量。人们习惯看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文学作品所塑造出来的，当然我不是受一个人的影响，我读过许多人写的书，到了八十我还在追求，也还继续不断地受各种各样的影响，例如上面提到的关于年轻、年老的文章，它使我想起许多事情，有些事我经常在想，有些我早已遗忘，但是现在又来到我的心头。我开始用“文章”里的话衡量自己：我是不是完全抛弃了理想？我的灵魂有没有出现皱纹？我必须承认：皱纹太多了！过了八十我还得从零开始。   
  幸福(2)   
  我感谢那位年轻的香港读者，不仅是为了她的鼓励，也是为了她推荐给我的那篇文章。我现在才懂得怎样从大地、从人们收听希望……的信息。我在香港的时间那么短，会见的人也不够多，特别是年轻人。但是同那些年轻人短短的交谈，我觉得我正是在收听希望、欢欣、勇敢……的信息。这都是我所需要的养料。而且我接触到了一颗一颗真诚热烈的心。 
  短短的十八天并不是白白地度过的。我忘不了我那些年轻的“老师”（我应当称他们为老师），他们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想到他们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拿着鞭子在赶我前进。说实话，太吃力了，因此我感到苦恼。但是有这样一根鞭子在督促我，我又感到幸福。 
  十一月十八日到二十九日   
  为旧作新版写序(1)   
  天地图书公司打算在香港重新排印、发行我的《激流三部曲》和别的一些旧作，托人来征求我的同意，我愉快地答应了。 
  我知道在香港出过不少我的著作的盗印本，有的把一部长篇改名换姓分成几册印行；有的集子署我的名字，却收入别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