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挑选人，哪怕只有一个两个，也总算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可以用打叉叉代替画圈圈，表示自己的意见。既然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还肯退回原地或者更往后退？！ 
  关于选举，我不想多说了。只要大家不讲空话，在创作实践中踏着坚定的步子，即使走得再慢，也不会陷在泥坑里拔不起脚。从“创作自由”起步，会走到百花盛开的园林。“创作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只有在创作实践中人们才懂得什么是“创作自由”。也只有出现更多、更好的作品，才能说明什么是“创作自由”。我还记得一个故事，十九世纪著名的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临死前在病床上诉苦，说他开始发表作品就让检查官任意删削，现在他躺在床上快要死了，他的诗文仍然遭受刀斧，他很不甘心……原话我记不清楚了，但《俄罗斯女人》的作者抱怨没有“创作自由”这事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没有自由的，更不用说“创作自由”了。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至今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峰。包括涅克拉索夫在内的许许多多光辉的名字都是从荆棘丛中、羊肠小道升上天空的明星。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的最后一部（《复活》）就是在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写作、发表和出版的。托尔斯泰活着的时候在他的国家里就没有出过一种未经删节的本子。他和涅克拉索夫一样，都是为“创作自由”奋斗了一生。作家们用自己的脑子考虑问题，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写出自己想说的话，这就是争取“创作自由”。前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虽然事后遭受迫害，他们的作品却长久活在人民的心中。“创作自由”的保证不过是对作家们的一种鼓励，对文学事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就是出人、出作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决不是用盼望、用等待可以迎接来的。关于作协大会的新闻报道说，“许多作家特别是一些老同志眼圈红了，哭了，说他们盼了一辈子才盼到这一天”。我没有亲眼看见作家们的泪水，不能凭猜想做任何解释；但是我可以说，倘使我出席了大会，倘使我也流了眼泪，那一定是在悲惜白白浪费掉的二三十年的大好时光。我常说自己写了五六十年的文章，可是有位朋友笑我写字不如小学生。他讲的是真话。我从小就很少花功夫练字，不喜欢在红格纸上填字，也不喜欢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写，因此毫无成绩，这是咎由自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我也不习惯讨好编辑、迎合读者，更不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动自己的笔，我写过不少不成样子的废品，但是我并不为它们感到遗憾。我感到可悲的倒是像流水一样逝去的那些日子。那么多的议论！那么多的空谈！离开了创作实践，怎么会多出作品？！若说“老作家盼了一辈子才盼到”使他们流泪的这一天，那么读者们盼了一辈子的难道也是作家们的眼泪？当然不是。读者们盼的是作家们的创作实践和辛勤劳动，是作品，是大量的好作品。没有它们，一切都是空话，连“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空话。应当把希望放在作家们的身上，特别是中青年作家的身上——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创作自由(2)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   
  再认识托尔斯泰(1)   
  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读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题做《再认识托尔斯泰》的文章。“再认识”托尔斯泰，谈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尔斯泰，有多少人咒骂托尔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尔斯泰，但谁能说自己“认识”托尔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伟大死者的脸上，这不是什么“私生活揭秘”，关于托尔斯泰的私生活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资料，本人的、家属的、亲友的、医生的日记、书信、回忆等等，还有警察的报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说数不清的用各种文字编写的托尔斯泰的传记了。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他八十二岁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上，据说“在他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 ① 这说明一直到死，他都没有得到安宁，对他的诬蔑和诽谤也始终不曾停止。他活着就没有能保持什么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这样的秘密。他是世界上最真诚的人。他从未隐瞒自己的过去。他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候确实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是作为作家，他严肃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种欲念做斗争。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书，他宣传他所理解的教义。他力求做到言行一致，照他所宣传的去行动，按照他的主张生活。为了这个目标，他奋斗了几十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艺术，相信“艺术是一种罪恶”。他离开书斋把精力花费在种地、修炉灶、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他捐赠稿费，让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灵魂战士”们去加拿大移民。他还放弃自己著作的版权……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们夫妇间的隔膜越来越深，分歧越来越大。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样自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寄生虫” ① 的包围，他们对他过分的要求 ② 促使他的偏执越来越厉害，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在逝世前最后几天里他还写过这样的话：“我深深感觉到写作的诱惑与罪恶……”他走到这样的极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们”完全满意，却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误解和担心。那个替丈夫抄写《战争与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当然不愿意他走上否定艺术的道路，因此对那些她认为是把托尔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所谓“托尔斯泰主义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们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她热爱艺术家的托尔斯泰，维护他的荣誉，做他的忠实的妻子，为他献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却不能忍受作为人生教师的托尔斯泰，也就是“说教人”的托尔斯泰，她这种不断的歇斯底里的争吵，反而给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门徒”，促使老人终于离家出走。他留给妻子的告别信还是一八九七年写好的，一直锁在他的抽屉里面。这说明十三年前他就有离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战斗持续了这么久。只有小女儿亚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计划，她陪他坐火车，中途他病倒在阿斯达波沃车站，就死在那里。 
  亚历山德拉后来写过一本回忆录 ③，书中有这样的话：“我父亲死后，母亲大大地改变了。……她常常在一张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几个钟头，只有在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时，她才醒过来。她叹息，并且说她多么后悔曾经使他痛苦过。‘我真以为我那个时候疯了’，她这样说。……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姐姐达尼亚和我看护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时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她说‘我要告诉你们’，她呼吸困难，讲话常常被咳嗽打断，‘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的忠实的妻子。’我姐姐和我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两个都哭着。我们知道母亲对我们讲的是真话。” 
  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家庭纠纷，这就是他的生活的悲剧。亚历山德拉是他最喜欢的女儿，曾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难道她不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会有人根据什么“有充分的可靠性值得信赖”的“研究材料”撰写文章，说托尔斯泰是“俄罗斯的西门庆”，说他的“道德”、“文章”“应该身首异处、一分为二”，甚至说他“一向就是个酒色财气三及第的浪子……他这样的生活作风，由于家庭出身与社会沾染形成，变为了他牢不可改的性格本质。” ① 这哪里是研究？这样的腔调，这样的论断，有一个时期我很熟悉，那就是十年浩劫中我给关进“牛棚”的时候。我奇怪，难道又在开托尔斯泰的批斗会吗？ 
  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喜欢或者讨厌托尔斯泰，称赞他或者批判他，但是他们总应该多少了解他，总应该根据一点点事实讲话。托尔斯泰的生活经历是那么丰富，有那么多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是不难找到的，我也用不着在这里引经据典来证明托尔斯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只从一本传记中引用一节话说明我的看法： 
  每件细小事情似乎都加深托尔斯泰由于他的生活环境和他所愿望过的生活两者之间的差异而感到的痛苦不满。有一天他喝茶的时候，皱着眉头抱怨生活是一种负担。   
  再认识托尔斯泰(2)   
  索菲雅问他：“生活怎么会是你的负担？人人都爱你！” 
  他答道：“是，它是负担。为什么不是呢？只是因为这儿的饮食好吗？” 
  “为什么不是呢？我不过说大家都爱你。” 
  “我以为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该死的老家伙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现在你应该死掉，免得做一个完全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