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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章 我花开处百花杀,萧条啊


    各家商行推出的洋布提货单,本来是以每匹三元的价格交易的,结果直接跌到两块九、两块七、两块五,最后到两块二才勉强停下。
    英国人将洋布卖到上海的到岸价格也有两块五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竟比大洋行的进货价还要低,真是岂有此理了。
    最要命的是,这两块二的价格也打不住,根本没人愿意补齐剩下的九成资金交割货物,很多人预测洋布的价格肯定会下降到两块钱以下。
    原先得到提货单的人,是按照每匹二角五的成本支付订金的,这么说还是让提货单变成废纸,不去兑现更为合算一些,至少能止损。
    洋布向来是最大宗的货物,洋布滞销以后,土丝和茶叶价格也跟着下跌,虽然没有洋布那么离谱,但也很少人愿意拿现金购货。
    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不少从事提货单贸易的商人赔了本钱,甚至有破产跳楼的(唔,这时候有楼可跳吗)。
    更大的问题是,很多商行本来以为自己的商品都卖出去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掏钱交割,才发现这些货物原来都砸在自己手里,仓库里堆放如山的货物竟没有能换钱的。
    这一下,整个上海的洋行买办们都惊慌起来。
    他们做生意,也有各种资金往来,先前因为觉得货物早晚交割,有各种借款和兑付,现在资金链突然断裂,这是要人命的。
    在整个十月份,除了大贵商行因火灾退出以外,其他所有商行零售的洋布交易额,合起来都不到两万元,这连以前的零头都不到。
    十一月份开始,就有二十多家洋行关门停业,不再经营生意,其中不乏从曼彻斯特过来的有实力纺织厂的代理行。
    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还能止损全身而退,其他很多洋行,想退也无法退。
    在这种情况下,洋布价格还在跳水,从两块二一路下探到一块九,然后继续下跌,到了一块五才勉强停止,但也摇摇欲坠。
    洋布这样的大宗货物价格几乎腰斩,其影响力是极大的。
    很多商行盘点自己的库存和资金,发现这两年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钱。
    以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义升行而言,原先几乎占了上海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此时才发现自己受到的冲击最多。
    原来,林阿钦做生意向来敢于冒险,去年从赵大贵手里拿到大量洋布外,今年还疯狂囤积洋布,手中共有一百多万匹的洋布,价值三百万元以上;
    要命的是,义升行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是跟当地钱庄和英国银行等借了很多钱的,借债总量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
    如果是平常,这是三百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至少净赚五十万;但在现在这个当口,就是一百五十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欠债接近一百万元。
    赵大贵在1844年做物物贸易的时候,也是发现库存多、现金少,才惊觉这当中的风险巨大,才急忙一百八十度转身,出清手中的库存,几乎退出洋布生意的。
    林阿钦冲得比赵大贵还猛,还做了两年以上的物物贸易,遇到的问题自然比赵大贵那时还要严峻得多。
    到了这时,就是一向装着豪气的林阿钦也不由面色大变。
    本来,洋布滞销的兆头,在1845年年初的时候就显现,但当时赵大贵突然复出,还要跟别的商家争抢市场,各家疲于应付,才把这个危机忘却了;
    三月份开始,各家联合起来打压赵大贵,知道大贵商行的厂丝出来,又从广州低价买洋布倾销,最后双方谁都耗不起,只能握手言和;
    六月份的时候则是出现提货单这样奇怪的生意方式,投机商人们踊跃购买提货单,相当于提前下订金,让各家商行以为手中的货物全部卖出去了,才麻痹大意,到了此时才幡然醒悟,但已经太晚了。
    洋布滞销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貌,大部分商人想抽身离开都做不到。
    在历史上,上海、香港、广州以及其他通商港口都在1845年经历严重的洋布滞销危机,大量商行倒闭,很多洋行关门停业回英国老家。
    1847年2月24日的时候,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信函上写道,“包揽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们之濒于破产,和1845年制造品进口充斥市场以致物价跌落,似乎对上海的前途发生不利的影响”。
    以宁波为例,定海在之前两年的贸易额,每年都能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但在1845年,贸易额直接下降到1.2万元以上。
    在香港,也有很多洋行和买办破产,英国本土不得不下令,停止在香港进行的所有在建建筑的建设,减少开支。
    另外,广州的洋布滞销危机是最先显示的,这使得很多广州商人将洋布运到上海来出售,这使得广州的洋布危机减轻了一些,但也使得上海的危机变得更为猛烈。
    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次危机对中国是有利的,英国人原先是不想将定海还给中国的,本来跟清政府说好在1846年归还定海,但在1845年的时候很多军官和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言论,鼓吹用不着将定海还给中国人,那样能给英国带来极为庞大的利益。
    但是,洋布危机爆发后,定海的经济价值立刻几近于无,呼吁归还没用的岛屿的呼声占了上风,最终也导致定海在1846年顺利归还给中国。
    甚至在香港,也有位副领事(还是副总督)提出应该将香港还给中国人,免除这个经济包袱,一度还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后来这位副领事回国,才使得这事情搁置,最终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才真正解决。
    在这个时候,赵大贵却深居简出,很少跟其他商人见面。
    经过前段时间的多项操作,赵大贵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存货,反而是积攒了大量真金白银。
    在1845年,赵大贵先是通过卖生丝积攒了三四十万元;
    之后提货单投机的时候,又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操控市场,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机推销货物,又赚了二三十万元;
    最后,火灾后套现五六十万元,清除所有库存;
    加上之前的现金,手中有一百三十万银元以上的真金白银,在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并不需要在这个前途难卜的市场上拿命打拼。
    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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