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匪

 
  ▲问：你上大学的专业是理工科，为什么后来弃工从文?这其中的直接契机是什么? 
  孙见喜：我考大学的时候，听从了班主任的劝告，报考了工科。班主任专门对我们农村来的同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们高考不在于选择什么专业，而首先的一条是如何能考上!不管啥大学啥专业，你农村娃只要考上了就能进城穿皮鞋，再理想的专业你考不上也只能回乡下去穿草鞋了!老师的话不怎么好听，但他讲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农民子弟要真正改变命运，只有考上大学这一条路可走。这是老师根据当时的国情给我们指出的一个最实际的人生目标。于是，我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当时，我上学的商县中学，每周都举办“文学讲座”。学校聘请当地最有名望的老先生，课余时间开专场讲古典文学、讲文学批评、讲文学欣赏，我帮老师印讲义、写板报，积极参与。从初中开始，我感觉我对文字特别敏感，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每期有个栏目叫“青春寄语”，短小精悍，用非常抒情的文笔写成，我几乎把每篇都抄了下来，经常诵读，获益颇多。高中时，我模仿唐诗写作，三年写满了一个小本子，请语文老师张广训指正，张老师很是惊讶。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2)   
  班主任老师要我们农村同学报考理工科，主要考虑当时全国都大办工业，国家及各部委办了许多理工科院校，在招生数量上理工科院校大大多于文科院校，事实上那几年考取理工科要比考取文科相对容易。当时填报志愿，在填报的十所一类院校中我的第一志愿是合肥工业大学，填报的十所二类院校中我的第一志愿是西安工业学院。后来，我被第五机械工业部所属的西安工业学院精密机械专业录取。五机部主要制造常规兵器，其所属院校专为各类国防工厂培养专业人才。但是，入学一年即爆发“文化大革命”，我们只学了十来门专业基础课。“文化大革命”中，有了大量的时间自由支配，我和几位同学便以接管图书馆为名，拿到了书库的钥匙，进驻到里边。在这里，我系统地抄录了唐宋诗词及其注释，读了《古文观止》，读了一些古典名著，读了部分苏俄文学包括托尔斯泰的《复活》等，还摘抄了六十年代初那几年全部的《文学评论》。当然，我也写了不少大字报，但同学都说我写的大字报很有“文才”。后来，有几年时间，我们被派去工厂实习，被派往农场劳动，凡编辑战报编写文艺节目之类涉及文字的工作，我都是主要执笔者。 
  工作分配后，我来到河南南阳的五机部358厂，先当车工，再当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再忙再累，我读书写作的爱好不减。当时为了应付节庆会演，厂工会成立了由工人、干部、技术员组成的“三结合”创作组，编写文艺节目，我是其中的骨干之一。同时，工厂所在的镇平县及南阳地区，也定期举办文学创作讲习班和改稿会，每一期我都是参加者，每一次选稿我的作品都入围。西峡县的农民作家乔典运，喜抽烟又咳嗽吐痰，没人愿意和他同室，几次创作会都是我和他住同一房间。老乔五十年代就发表短篇小说，“文化大革命”中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改电影剧本《深山红梅》，几年时间吃尽苦头，往往是每通过一稿，形势又变了，按新形势再改，刚改好形势又变了，他说把头都改成木头了，终于拍成了，“四人帮”倒台了，“三突出”那一套被批判了。所以“四人帮”一倒，老乔的创作如岩浆喷发是必然的。这样一个极有思想锋芒又富创作经验的老作家和我同处一室，给我创作上以很大帮助。每当我的小说通不过或改不下去时，他都拉我去逛市场或看梅溪河，所谓的梅溪河其实是一条污水沟，那里边蕴涵着太多的关于人间的想象。在市场上，老乔的机智幽默随机应变令我大开眼界，他甚至冒充市委书记的二舅，从水果铺子弄回来一衣襟的梨。梨当然很甜，但他调侃权势者嘲弄依附者的自如给我们带来了十分的快意。在我的印象里，当时的老乔，从骨子里是站在“官方”的对立面的，他头上的“反骨”、他对时代深层的批判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底色。后来，又逐渐了解了他为何是地主的儿子却到志愿军里当了文化教员，复员后当农民又发表了不少小说，人家斗他他如何袖着双手担尿上坡做绝活表演等等。尽管省上派了老作家、派了出版社的老编辑、派了《奔流》杂志的领导，来指导我们改稿，但真正使我获得创作启示的却是乔典运。 
  经过几年努力，由南阳地区宣传部、文化局组织我们十多位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通过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终审，但在即将付梓的时刻，中国发生了政治大变革―――“四人帮”倒台。为了保护作者，省上和地区派出专门小组到各位作者所在单位说明情况，我那时所在的厂技术科某领导以不务正业为名准备整我，省地工作小组的到来使我避免了即将发生的尴尬。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那一批作者又被集合在一起，重新创作，由于放开了思想，很快见了成果，我们的短篇小说集《跃马坡》于1978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我的处女作《602号图纸的诞生》。在其后的一次改稿会上，《奔流》编辑杜道恒向我提供了贾平凹的信息。贾在“四人帮”时期就和刘心武等名家在上海《朝霞》杂志发表小说，“四人帮”之后他的作品遍地开花，以田园牧歌称道文坛，名声如日中天。读他的小说，总觉得是一个乡亲在同我说话。但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竟和我有着某种机缘，他父亲贾彦春曾当过我初中的语文老师，他老家和我老家相距二十公里，我们都是在丹江里光屁股耍水长大。七十年代末，我和平凹开始通信并有了来往。 
  198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西安某研究所一位老工程师对调回到西安工作。这样，就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和平凹接触频繁。我是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创作过程的见证人，我们还结伴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由于融入了西安这个大的文学环境，我的创作获得了较大进步。这个时期，科技人员正在全国吃香，而我的创作欲望却难以遏止，再加上我所在的科研处一些人觉得我“怪怪儿的”，尽管和同志们在一起时我是个重要的“热闹源”，我们唱邓丽君学交谊舞组织球赛和郊游，但我的心一直在另外的空宇遨游。这样，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筹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家》时，我被借调到编辑部工作。之前，我曾在该刊的前身《绿原》杂志发表过短篇小说数篇，也参加过该刊的笔会。1984年，我正式调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算是彻底弃工从文，彻底结束了事业和职业分离的痛苦状态。我从事技术工作凡十三年，最后的职称是工程师。   
  孙见喜答邰科祥教授问(3)   
  ▲问3：家庭的灾难对你的生活、特别是心理产生过哪些影响?能否谈谈你目下的家庭生活? 
  孙见喜3：我妻子1997年不幸遭遇车祸，前后做了六次脑部手术。我在急救室她的病床前爬了七天七夜，三个月里没脱过衣服睡觉。她住院三年我带着孩子泥里水里过日子，虽然她全身偏瘫思维不清被定为“特级伤残”，虽然她工作的单位领导（也是医学专家）至今见我还说，由于我坚持抢救一个已经失去生命价值的人，而给单位和我自己造成了长久的负担，但我说我无怨无悔。虽然这个生命对社会和我个人没有了价值，但这个生命毕竟因我而存在着。我爷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我怎么忍心看着一颗伴陪了我六年多的活生生的心脏停止跳动呢?至少在那一百天里，我是非理性的。在脑外科值班室，我只会呼天抢地地哭喊一句话：“抢救!抢救!”我至今感谢我身边的朋友，感谢全国各地的文友和读者，他们从物质到精神帮助我度过了那几年的苦难。朋友们对我的帮助甚至到了最具体的生活细节。一场车祸，使我变成了马路边的小草，任随车碾马踏，但终于不死。我读懂了“顽强”这两个汉字，它们的真正含义不仅在于这两个字的本身，更在于这两个字所携带的时间概念―――对一个漫长过程的忍耐。这种心灵“蘸火”，提供了我精神硬度，使我延续了十六年的贾平凹追踪结出了果实―――这就有了广东花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130万字的三卷本《贾平凹前传》，紧接着的，就是《山匪》了。目下，病人已委托一家亲戚全面护理。儿子已经上了初中，年已八旬的老母亲给我做饭。 
  ▲问4：你的散文和小说中有很多描写或关涉佛学的内容，而且能看出你已有很多慧悟，能谈谈你对这方面的钻研和经历吗? 
  孙见喜4：都源于“文化大革命”。我住进学院图书馆那段时间，读了几册佛学基本知识的小册子，因为小时候老弄不清和尚与道士的区别，当时读这些书主要想搞清这个问题。后来工作到河南，在离我们厂九公里的山里有一座唐代的普提寺，秋天我们常去那里扫桂花。有一年我出差到陕西虢镇，在铁道边碰见一个醉汉，有一个漂亮女人跟着他。醉汉一列列地数着货车的车厢，又到路上一根一根数枕木，晚上回到618厂招待所，才知道他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大导演刘宝德，他因导演的反特片《古刹钟声》而名重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