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

它在这些短期债务中欠外国银行的借款总额估计为160亿帝国马克。
这是一种不健康的银行业务结构，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彻底崩溃。引起风吹草动的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英格兰银行。1929年，它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提高利率，而此前的两年时间里，它们一直采取低利率政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股市投机。由于预计到纽约股市和伦敦市场会崩盘，美国和英国银行开始从德国和奥地利大规模地撤回资金。1931年5月13日，炸弹引信被点燃了。
就在那天，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法国人决定对奥地利与德国谈判组建关税同盟的行为实施货币惩罚。维也纳信贷银行是一家与法国银行业有紧密联系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当法国资金从奥地利抽回时，脆弱的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了，这是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在奥地利约70％的工业中占有很大利益。为了防止对维也纳信贷银行的挤兑，奥地利银行抽回所有存在德国银行里的资金。信贷银行成了引发整个中欧银行多米诺崩溃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在奥地利和德国，接踵而至的银行危机、经济萧条和相关的一系列悲剧性事态发展，都是由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逊，以及摩根家族和他们在华尔街的朋友们一手周密策划和导演的。他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即削减所有对德国的贷款，而在早期阶段，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一点点滚动资金，都可能防止危机失控。
相反，资本开始大量流出德国。在蒙塔古·诺曼和乔治·哈里逊的要求下，新的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唯唯诺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德国大银行的崩溃。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的直接后果导致德国达纳特银行运转失灵。对于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纳特银行来说，当年5月损失了几乎1亿马克的存款。接下来的一个月，达纳特银行又损失了8.48亿马克，是它全部存款的40％。与此同时，德累斯顿银行损失了10％的存款，就连德意志银行也损失了8％的存款。到6月末，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家摩根家族银行——削减了对德意志银行的贷款。
哈里逊要求帝国银行总裁汉斯·路德实施严格的信贷紧缩政策，收紧德国的资本市场，声称这是阻止外资流出的唯一办法。接踵而至的是德国银行体系的全面崩溃，德国工业陷入了可想而知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
蒙塔古·诺曼支持哈里逊指责德国是这次危机的祸首，后来法国银行行长也加入了进来。尽管德国布鲁宁政府作了最后的努力去说服路德，要求他向其他中央银行寻求紧急稳定信贷来遏制这场全国性的银行危机，但是遭到了路德的拒绝。当路德最后不得不让步，请求蒙塔古·诺曼帮忙时，却吃了闭门羹。结果，德国找不到一家借贷银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到1931年7月，也就是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大约两个月后，德国资本外流的闸门打开了，巴塞尔的《民族报》报道说，达纳特银行陷入“困境”，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关头，这一报道足以引发对这家银行的全面挤兑恐慌。达纳特银行的主席戈尔德施密特后来谴责说，帝国银行带有歧视性的信贷比例分配，有针对性地造成了他的银行倒闭。1931年冬天到1932年，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和工业崩溃造成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国“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严冬”。这为激进的政治选择提供了温床。
1930年3月，在英美银行家强行断绝对德国的信贷之前几个月的时间里，帝国银行总裁沙赫特提交了辞职报告，这让德国政府倍感意外。他辞职的真正原因是，瑞典实业家和金融家伊瓦尔·克吕格（瑞典著名的“火柴大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贷款五亿帝国马克作为紧急稳定信贷的建议。在伦敦和纽约银行取消了对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贷款后，克吕格和他的美国伙伴李·希金森银行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贷款人。但是，克吕格1930年初的贷款提议对蒙塔古·诺曼的朋友们的长期战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响。德国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敦促沙赫特接受克吕格的贷款，在道威斯赔款计划设定的条件下，所有外国贷款必须经沙赫特批准。但沙赫特拒绝了，3月6日他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递交了辞呈。其时沙赫特另有打算。
大约几个月之后，人们发现克吕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验尸登记的死亡原因是自杀。但几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员经过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克吕格死于谋杀。尽管实际的细节将永远随着克吕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从克吕格的死亡中得利最大的仍然是伦敦和纽约的某些人。克吕格的死亡同时终结了德国自救的希望。德国从国际上获得贷款的渠道被彻底堵死了。
从帝国银行辞职后，沙赫特一点儿也没闲着。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为一个人募集资金上，这个人是他和他的朋友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看好的人，一个将把德国再次带进危机的人。
自1926年后，沙赫特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秘密支持者。在辞去帝国银行的职务后，沙赫特在实力强大而又心存疑虑的德国工业领袖（主要是鲁尔地区的“产业大亨”）与外国金融领袖（特别是英国的诺曼勋爵）之间充当了主要联络人的角色。
在这个节骨眼上，英国的政策是制定“希特勒计划”，对于这一计划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心照不宣。事隔半个世纪之后，在一次相关的私人讨论中，英国精锐部队特种航空大队的创始人、空军上校大卫·斯特林这样说道，“我们英国犯下的最大错误是，我们以为可以挑动德意志帝国去反对俄罗斯帝国，让他们彼此争斗，两败俱伤。”
英国对希特勒计划的支持达到了顶峰造极的地步，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此人因1938年慕尼黑绥靖协定而臭名昭著，该协定导致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菲利普·克尔（后来的洛锡安勋爵）（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塞西尔·罗得斯圆桌会议成员）是张伯伦首相过从密切的顾问。像比弗布鲁克勋爵一样，洛锡安勋爵支持将希特勒方案纳入英国上层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夫顿计划，比弗布鲁克勋爵是当时英国新闻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控制着发行量极大的《每日快报》和《晚间标准报》。但是，或许当时在英国，对希特勒表示支持的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威尔士王子，他于1936年年初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同年年底退位，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希特勒。
某些重量级当权派对希特勒的图谋心知肚明。在纳粹运动的早期阶段，华尔街和美国国务院的圈内人物就获得了许多情报。甚至在1923年倒霉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之前，当时作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占领德国的、美国国务院驻慕尼黑官员罗伯特·墨菲通过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曾亲自会见过年轻的希特勒。墨菲后来成为战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核心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伯尔尼墨菲曾经在艾伦·杜勒斯手下工作，负责收集德国的情报。墨菲当时正与美国政府另一位有影响的官员杜鲁门·史密斯一起在慕尼黑，史密斯的任务是为占领德国的美国军队收集情报。
史密斯后来在回忆录中回忆起他1922年下半年到达慕尼黑的情形：就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问题，我与驻慕尼黑领事罗伯特·墨菲先生（后来成为非常卓越的美国大使），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巴伐利亚王储鲁珀特和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后来成为纳粹党的政治哲学家）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还经常见到出自慕尼黑艺术名门、外号叫“普奇”的恩斯特·汉福斯滕格尔。“普奇”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成为希特勒的外事新闻主管……我与希特勒的会见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在慕尼黑保留的日记表明，我被希特勒的个性深深打动，并且认为他有可能会在德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2年11月，在写给华盛顿上司们的报告中，史密斯就希特勒小团体的评价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提到希特勒，史密斯认为：他的基本目标是推翻马克思主义……赢得劳工对民族主义国家和财产理想的支持……政党利益的冲突已经表明，通过民主把德国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已经没有可能。
他的目标是通过非议会方式建立国家独裁。一旦目标实现，他要求把战争赔款降至一个合理的数额，如果就合理的数额达成协议，就必须分毫不差地进行偿付，这事关国家的荣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独裁者必须引入普适的赔款服务机制并动用国家的力量强制执行。在实施期间，他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立法机关或议会的阻挠……
为确保华盛顿军事情报局的同事能掌握要点，史密斯补充了他个人对希特勒的评价：“在私下的交谈中，他展现出富有说服力和逻辑性的演讲魅力，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热情，即便是中立的听众也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31年深秋，有一个人从德国来到了位于伦敦利物浦大街的地铁站。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罗森伯格会见了伦敦《泰晤士报》的总编辑杰弗里·道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泰晤士报》对希特勒及其运动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正面的国际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