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

当时，班达拉奈克作出的恢复秩序的努力毫无作用，她指控有“外国势力干预”。到1977年5月，班达拉奈克被迫下台。1978年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那一天，在圭亚那，在不断受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也被迫辞职，威尔斯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经济发展倡议的第三位重要战略家。
根据熟悉情况的外交情报来源，每一次的权力更迭都有基辛格插手。观察家称，“这也是与英国人密切合作的结果”。“要知道，英国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很乐意让美国在前面干脏活和背黑锅，而他们自己却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行动。这种事情不像是吉姆·卡拉汉这样的人干的。而只有‘查达姆之家’里面诸如迈克尔·霍华德、赛西尔这样的人和军情五处这样的情报圈子里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反对科伦坡。”关于基辛格承认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与英国外交办公室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详见本书第9章的相关注释。
很显然，第三世界针对英美秩序和反抗英美通过石油美元向全球征税的斗争被镇压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欧洲美元银行开启了防洪闸，借更多的钱给选定的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条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来弥补后者的石油赤字。
【和平利用原子能反而成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但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向特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存在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可能性。当科伦坡前线实质上失守时，南北经济合作的观念正以戏剧性的新方式产生实质结果。
1975年末，巴西政府与德国施密特政府达成了一项关于建设核电站、浓缩燃料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协议，与德国核反应堆制造商KWU签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核能合同。德国将以“交钥匙”方式建设八座核电反应堆，以及包括浓缩设备在内的全套核燃料循环设施。此项工程预计在1990年之前完成，总耗资达50亿美元。欧洲的铀浓缩集团尤伦科公司将在初期提供铀燃料。1975年，巴西还与法国签订了2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建设试验性快速核反应堆。华盛顿采取一切办法迫使德国和巴西取消这个项目。如果此计划付诸实施，巴西将成为能源上不受英美控制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摆脱英美的石油勒索。
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算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也决定发展核电，作为其快速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它的石油“遗产”就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赚取出口美元。在初期的核能计划中，墨西哥与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同。1975年，石油危机初期，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决定，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是一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方式。随即他们宣布在20年内建设15座新核电反应堆的计划。
在布托总理领导下的巴基斯坦政府以加快小规模核能计划的方式回应了1974年的石油危机。为了追寻独立的国家发展政策，布托带领巴基斯坦退出了英联邦。
布托政府与法国就在巴基斯坦建设燃料浓缩设施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在1976年3月终结。巴基斯坦正在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游说所有中东国家，让她们相信除石油资源以外，发展核能最重要。1976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基辛格本人开始对法国和巴基斯坦施压，目的是让她们的交易流产，并声称这显露了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尽管巴基斯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认为其有足够的安全监督人员来保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还是于事无补。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一年年初，在拉合尔，基辛格直接威胁道：如果布托不放弃与法国的核再处理项目谈判，那么“他将使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的榜样”。
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在被处以绞刑之前，布托控诉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因为他坚持发展巴基斯坦独立的核能计划。行刑前，布托在狱中写下的自辩书称：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有着聪明的大脑。他说：我不该说为了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就有必要建设再处理厂，这样的言论惹恼了美国情报部门。作为回应，我告诉他，我不是以讨论巴基斯坦能源需求的方式来惹恼美国情报部门，但是同样地，他也完全不应该以讨论核设施的方式来侮辱巴基斯坦人的主权和尊严……我被判了死刑。
齐亚哈克将军放弃了布托的独立外交政策，迅速投入了华盛顿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军事援助。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石油危机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核能举动，绝对是来自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的上台，归功于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策划的一次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恢复了亲美的君主政体。伊朗国王看起来是一位对美国20多年来军事和其他援助充满感激的接受者。在1974年1月的欧佩克大会上，他甚至同意基辛格关于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桶的主张。
但是，随着新的石油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财政部，伊朗国王看到了实现古老梦想的机会。伊朗可以用石油财富建立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之一，在核能发电的基础上，它将改变整个近东地区对电力和其他能源的需求。
到1978年，伊朗制定了世界上第四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大的核能计划。伊朗国王的计划主张在1995年以前安装20座核能反应堆，提供总量为23兆千瓦的电力。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发展核能计划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974年，伊朗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五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八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
1976年，伊朗和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除此之外，以国王的名义，伊朗对主要的欧洲工业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在德国克虏伯公司参股25％，并投资法国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幅增加。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德国和法国的交易。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无论是西欧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每一个国家，核能设施正逐步成为除石油外增长最快的能源基础设施。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彼尔德伯格集团创始人乔治·波尔组织的一次私人内部会议在东京举行，精心挑选的政策发言人在会上讨论了一项特殊计划。华尔伯格银行董事长洛尔勋爵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会议；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哈莱赫勋爵也出席了会议，其中哈莱赫勋爵在关键的60年代肯尼迪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安东尼·图克先生也参与了那年4月的东京秘密讨论；克罗墨伯爵、乔治·巴林也同时与会，乔治·巴林与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时期，巴林还是驻华盛顿的大使，当时美国国务卿对其与英国外交部政策非同寻常的紧密协调是比较认可的）。在东京重要谈话会议中出席的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约翰·劳顿，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关心，认为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欧洲、发展中国家还是欧佩克国家，基辛格将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孤立起来，为的是“各个击破”，并把欧佩克描绘成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坏蛋，让它为彼尔德伯格集团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锅。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国际外交手段十分危险，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有必要树立一个新“形象”，来说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因此，4月在东京的三边委员会议上，也就是离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介绍了一位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人。这位来自佐治亚州小镇、喜欢人们称他为吉米·卡特的花生种植者，即使是在美国也默默无闻，更不要提外国了。关于建立三边委员会的背景，请参见本书第9章注释。这一机构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团的多方影响，比德伯格集团是在西欧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政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