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

陈云提出，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陈云还要大家注意灵活运用物资。他说，过去，大多数干部是物资拿到手就不愿抛，这是历年物价不稳所造成的。现在要注意，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抛有利。如果该抛的不抛，物价涨了，又要多发票子，从局部看可能有利，但对全局不利。要准备从稳定物价这个全局出发而抛售。 
  二是要求“各大区财委机关要组织成为一个司令部”。陈云说，现在各地区财委只有几个人，这样不行。财委要设置专管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如金融、财贸等处。有些可以设秘书或委员，如工业秘书、计划委员等，负责看有关材料，动脑筋，考虑问题。这光靠下面的业务部门不行。现在工作范围很广，任务很重，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应付不了。人员从哪里来？由上面派不可能，要从业务机关抽。抽二三等的不行，要抽一等的。以前的机构，已完全不适应今天的需要，过去的那一套经验也应付不了现在的局面。现在我们不但要应付国内，还要在国际经济中周旋。这样，就需要党内外人士团结起来，根据地的、做地下工作的，外来的、本地的，没有哪一方面的也不行。总之，我们今天面临的是管理一个有几亿人口的大国的局面，必须吸收党内外各方面有知识的人来共同工作。   
  物价风潮下的策略   
  开国刚半月就迎来最猛烈的物价风潮，陈云下令： 
  这次要给投机资本一个教训！ 
  陈云预期中的物价风潮，终于来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隆重举行。陈云担任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开国大典的礼炮余音犹在人们的耳畔回响，一场巨大的经济风暴就向年轻的共和国猛烈袭来！ 
  年轻的共和国能不能顶住这次风暴的冲击？人们的目光投向了北京，投向了新中国财经工作最高负责人──陈云。 
  11月初，陈云对物价形势进行了认真的研判。他从实际出发制定现实的目标，即在财政收支暂时还不能平衡，生产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把稳定物价的目标定为使物价根据通货增加情况稳步适度上涨，防止猛涨。对于增发通货引起物价上涨，陈云一直是头脑清醒的，增发多少通货，物价会有多大幅度的上涨，他都预先考虑得很清楚。而物价波动虽然是投机资本扰乱市场引发的，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通货膨胀。从现实情况看，通货膨胀一时难以根治，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物价，如果不充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片面强调物价稳定，用行政手段和市场调控手段“冻结物价”，则不但达不到目的，相反会因政府调控能力受损而造成物价失控。 
  11月13日，中财委致电各地，分析形势，布置战略。电报分析了这次物价猛涨的原因，指出根本原因是纸币发行量大增，国家没有回笼或抵消巨大数量货币的物资，造成通货膨胀。在物价涨了两倍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已能适应，物价有了稳住的可能，各地均应以全力稳住。为了稳住物价，电报中发出12道指示，对贸易、财税、金融部门进行全面动员，集中力量同时出击：……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11月25日，根据中财委命令，全国采取统一步骤，在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大量抛售纱布。一场征讨投机资本的战斗开始了！ 
  陈云指挥的这场战斗，干净、利索，使投机资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上海的投机势力损失最为惨重，有些资本家卷入投机过深，这时候血本无归，应付不了日拆，跳楼自杀，有的卷起铺盖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营钱庄很多也因大批贷款收不回来而亏损以至破产。在上海，光是私营的粮食批发商就倒闭了几十家。京津地区参与投机的资本家，很早就受到政府大规模调运的压力，加上过去吃过亏，收敛得快，这时候就庆幸自己躲过了灭顶之灾。 
  这场战斗，人们称为“米棉之战”。投机资本遭到痛击，上海和全国的物价则迅速稳定下来。 
  米棉之战，投机资本吃了大亏。但凭着10余年的积累，他们的残余势力仍然还有力量进攻。最主要的，通货膨胀仍然没有解决，物价上涨势所必然，这就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一点，陈云注意到了，十分警惕。 
  投机资本家始终看准粮食是新政权的薄弱环节。进入1950年，上海投机资本开始暴炒粮食，而国营贸易部门存粮太少，不敢接战，粮价半个多月涨了80%。2月6日，上海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市场动荡加剧。国民党兴高采烈，叫喊“如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的统治”。由于电厂遭袭，影响了工厂生产，投机资本又开始暴炒纱布。而且上海市场历来有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投机资本家预料1950年春节上海市场物价一定要大涨，事先就调集资金，抢购和囤积物资，准备在春节后开市时大赚一把。这是投机资本掀起的第4次物价风波。 
  对物价波动，陈云已经预为之计。 
  经过紧张的调运，国营贸易部门有了稳住阵脚的实力。春节后开市第一天国营公司挂出牌价和春节前一样，而且粮食、纱布、食油等主要商品一律敞开供应。 
  这时投机资本家妄图背水一战，到处借钱，接连3天抢购粮食、纱布，拼命哄抬物价。但国营部门却仍在源源不断地抛出物资。到到第4天投机资本已经力不从心，资金用光了，想组织退却，把抢购的东西吐出去，却苦于没有买主，血本无归。 
  到3月份，全国物价涨风停止，上海、天津等6大城市物价3月份比2月份下降15%，投机资本受到毁灭性打击。陈云指挥中财委，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这次涨价。这次斗争，也被称作“红盘之战”。 
  经过物价四波四稳的较量，人民政权终于击退了投机资本的挑战，在财经没有完全统一、财政收支还有较大赤字的情况下，打退了投机资本的进攻，掌握了市场主导权，遏制了物价猛涨势头，为恢复经济及最终消除通货膨胀创造了条件。   
  财经分散，收支脱节   
  ，财政概算有被冲破的危险。 
  陈云疾呼：防止物价大波动关键在统一财经、整顿收支 
  对投机资本的战斗取得决定性胜利，使得全局性的物价暴涨危险性大大降低。同时，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军事费用这项最大、最难以控制的财政负担得到极大缓解。这样，彻底消除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最大障碍，就是财经分散、收支脱节。这一状况使得中央财政收入无法切实掌握，支出无法切实控制，财政收支不平衡，为弥补赤字不得不搞财政发行，导致物价继续上涨，甚至有剧烈波动的危险。 
  陈云认为，这个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多年来习惯于各搞一摊的地方财经干部，对统一财经想不通。一说要统一，就强调一大堆的困难。什么不能及时保证下级的开支啦，影响下级干部积极性啦，等等。陈云感到，必须引导大家从大局来看问题，充分认识统一财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解决大家心中的疑惑。 
  1950年2月13日至25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在北京召开。13日，陈云在会议上讲话，提出要统一财经。 
  陈云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收支机关脱节，收入主要在省县两级，中央收不到东西，支出主要靠发行货币，继续下去将天下大乱！ 
  会议期间，陈云还分别找各大区财委领导谈话，做工作。他首先找的是华东财委的干部，直截了当地问他们，统一是先统富的还是先统穷的？华东是全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但解放初期在稳定物价的斗争中，他们接受全国的支援也最多，对财经统一的重要性有很深的感受。陈云此前也做过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表示：当然是先统富的。 
  富的地区首先赞成统一，穷的地区就更好做工作了。因此，会议在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方面顺利地统一了认识。会议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 
  会后，陈云为政务院起草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3月3日，政务院第22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 
  《决定》最主要的措施是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重点在于统一财政收入，即国家的主要收入，如公粮、税收及仓库物资的全部，公营企业的利润和折旧金的一部分，统归国库，以保证国家收入的统一使用。 
  财经体制这样巨大的变动，必然引起各级财经干部的思想震动和疑虑。为此，陈云于3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社论，答复人们心中的疑问。 
  陈云断定，只要严格实行统一财经的决定，熬过几个月的困难，财政情况就能逐渐好转。而实际上，财经情况好转的速度，大大超乎陈云的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