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

这就是被称作“三边”的财经方针，根据这一方针，除了应付战争，稳定市场，国内要准备并开始经济建设工作，哪一头都要捡起来，“鱼与熊掌得兼”。 
  由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到这场战争是一场在邻境进行的局部战争，制定了“战争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调整，财经工作创造了战争条件下保持市场稳定的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国内财政支出了数额巨大的战争经费，1951年达52.6亿元，比1950年猛增24.6亿元。3年中，国家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支出共达62亿元，几乎相当于1950年国家财政的总收入（68亿元）。中国政府还以贷款或订货方式向苏联等国订购了一批武器装备，共开支31亿元，这些也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战争物资560万吨，其中从国内前运的物资即达万种计260多万吨。而国内市场却在战争条件下保持了稳定。物价指数以1950年3月的批发物价指数为100，同年12月下降为85.4，1951年12月为92.4，1952年12月为92.6。财经工作在支持了战争的同时，稳定了国内市场，又没有因此而中断经济恢复过程，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作好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   
  自愿当铁公鸡   
  反对在经济恢复过程中百废俱兴。支持财政当铁公鸡难免得罪 
  各路诸侯，陈云自有说法：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由于战争并不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的进程未被中断。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在应付战争和稳定市场之余，也进行了一些急需又有可能的重点建设，而且这一部分在朝鲜战局稳定后，比重逐渐增加。 
  为了保证建设有重点地进行，陈云领导中财委进行了投资管理体制建设。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重点建设，在当时主要是把有限的资金集中在水利、交通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首先是铁路交通。作这样的选择当然首先是从经济恢复的现实需要出发，同时又兼顾了国家“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规划。陈云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恢复与发展中国工业，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第一是恢复交通，尤其是铁路交通。这一方面是革命战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沟通全国城市与农村的需要，阻塞的交通，将永远使全国城乡经济处于瘫痪的局面，根本不可能进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强调经济核算，严控财政开支，地方上当然会有一些不理解甚至批评，陈云就处在这种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陈云在第一线，矛盾更是集中在他身上。他深知财政部门要把住支出的口子是很困难的，来自方面的压力很大，因此他更加理解和支持属下的干部。他自己在处理问题时从不随意开财政的口子，遇事总是先同财政部门商量，要财政部门先提出意见。他曾诙谐地对人说：要钱不要找我，去找戎子和老板。财政部门遭到围攻，感到压力太多时，他都站出来支持说，财政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预算，控制支出，不该花的钱就是要“一毛不拨”。有陈云在后面支持，财政部门执行起政策来感到腰杆硬多了，但财政部门“一毛不拨”的说法也在各部门和地方传开了。 
  管住人家用钱，首先得管住自己用钱，说话腰杆才硬。财经部门管钱管物，这对财经干部也是一个考验。陈云对财经干部的廉洁非常注意。他指出，过去市场出问题，“是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坏事正是出在政府手里”。“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陈云以身作则。他执掌全国财经大权，丝毫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东北入关时他穿一件多年的旧大衣，中财委办公厅提出给他换件新的，以便会见外宾时用，他坚决不同意。中财委暖气烧得不好，冬天办公室很冷，行政部门看他经常感冒，给他配了电炉子，但他为节约用电，很少用，只在苏联顾问来办公室谈话时为他们开过几次。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中财委研究室工作，总是骑车上下班，从不搭陈云的专车。那时候，中财委上下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3年时间，到1952年底，就胜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全国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财经工作最高领导人，陈云功不可没。     
  第五章 主持一五计划的制订实施   
  一五计划(1)   
  1840年，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开矿山、办工厂，做着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梦想。然而，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摧残挤压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难有大的作为。 
  新中国的诞生，使中国工业化梦想有了实现的希望。随着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财经工作的领导人，陈云满怀信心地投入了这一伟大事业之中。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一边编制一边实施。 
  陈云呕心沥血，逐项落实项目 
  要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编制切实可行的计划。陈云当时是中财委的主任，负责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因此，编制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１９５１年试编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的纲要。这也就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争取到苏联的全面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不可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进入１９５２年，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即将完成。党中央决定加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并决定，计划编制好后，８月份拿到苏联，征求老大哥的意见，争取他们的帮助。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再次进行了酝酿和讨论。 
  在陈云领导下，中财委开始第二次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７月，五年计划的第二次编制完成。尽管时间仓猝，经验和数据不足，这个计划还是包括了大量的内容。计划印出来以后，共有二十五本小册子，主要包括《关于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交通、邮电等发展计划。5年基本建设计划投资505亿元，拟请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91个。 
  ８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代表团，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带领３０多名专家访问苏联。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苏联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争取到苏联对中国工业化的援助，是这次访问的最大成果。一个工业化的大国，全力帮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间国际主义的无私体现，为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回国后，１９５２年底、１９５３年初，陈云根据苏方的建议，组织中财委，对“一五”计划进行了第三次编制。这时，国家计划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央决定由高岗任计划委员会的主席，因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本应顺理成章的由高岗主持，但高岗对经济工作根本是个外行，由他来主持编制“一五”计划是不可能的，高岗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因此，高岗上书毛泽东，请求在计委成立后，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仍由陈云主持。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重担仍旧没有从陈云肩上缺下来。 
  不久，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积劳成疾，陈云病倒了，并不得不从１９５３年３月起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休养。这样，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也暂停了下来。五年计划未定，计划的第一年只能通过年度计划来体现。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确定制定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 
  １９５３年，中国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况，这也是当时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的特殊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后来把这种具有浓厚的探索色彩的编制过程，形象地称为“五年计划，计划五年”。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但苏联对援助中国一五计划的态度仍然十分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