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

 
  至此，批评反冒进的问题，才告一段落。   
  全国各地的“放卫星”风气   
  各地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在各项计划指标上 “放卫星”， 
  陈云心怀疑虑，尽可能委婉地纠正“大跃进”运动中违反科学的做法 
  批评反冒进，为冒进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经济上的冒进急速升温，建设规模急剧膨胀，形成“大跃进”的狂潮，使陈云关于二五计划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问题的设想落了空。 
  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相互比着，争后恐后地往上涨，就这样层层加码，一个高指标没过几天就不灵了。 
  在这种节节拔高生产指标的过程中，陈云的处境很困难。陈云主张制定计划要搞综合平衡，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从建国以来他就领导经济工作，这两年又亲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厂矿。国家有多大家底，他心里已经有了一本帐。 
  在这种全国性的狂热中，陈云是较早清醒的一个。他迅即针对发现的问题，采取尽可能委婉的方式，在自己负责的基建工作，组织纠正。 
  北戴河会议后，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设委员会，接收计委原有关基建的工作，由陈云负责。10月12日，陈云担任了国务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领导全国的基本建设工作。他一上任，就组织召开了几大协作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会议。 
  当时基建战线热度也很高，计划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资就有500多亿元，而“一五”时期整个投资规模才400多亿元。基建投资规模陡然加大，必然会造成物资全面紧张。基建战线盲干浮夸风也开始漫延。陈云多年搞经济工作，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迫于“大跃进”环境，又不便明言，只能委婉地告诫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质量。 
  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也十分严重。为了图快图省，有的工厂建设连地基也没有打好；有的地方在年产5万吨的炼钢车间也用砖木结构，在水利大坝上用土水泥、用不合格的钢材；还有些工程，土法施工，居然连勘察设计的基本程序都不顾了，画张草图就敢上马，工人不经培训，一窝蜂上岗。 
  这样做的后果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还留下了无数的隐患工程，不知道哪天就要死人。据统计，1958年，由于强调快速施工，随意修改设计和建筑结构，随意使用代用材料，随意破除规章制度，发生了许多严重的质量事故，倒塌了不少新建的厂房，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仅建筑工程部系统就死亡435人，而上年是135人，死亡人数增加2.2倍。在这些死亡的人员中，由于工程结构倒坍而死亡的有117人，而上一年只死亡3人；高空作业跌落而死亡的有70人，而上一年只有38人。在因结构倒坍而死亡的人员中，属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倒坍的46人，木结构倒坍的50人，砖结构倒坍的21人。这些问题，大多数发生在10月以后。 
  面对这些严重问题，陈云十分痛心。他于1958年底在杭州专门召开全国工程质量问题的现场会议，采取补救措施。 
  陈云召集杭州现场会的目的，是为了引起全国、全党对工程质量急剧下降的注意，采取措施补救和改变这方面的严重问题。所以，12月27日至31日，陈云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质量补救办法的现场会。 
  12月31日，陈云回到北京后致信邓小平，送上杭州现场会的材料，并指出：目前在基本建设中，总的趋向是不适当地片面强调节约，只图数量，不顾质量。 
  由于及时发现了基建工作中的问题，各地按照中央的布置采取了有力措施，使“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有所控制。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1)   
  开始纠“左”，陈云对高指标的怀疑被一些人当作“右倾保守主义”， 
  毛泽东却夸奖陈云“真理有时候掌握在一个人手里”。 
  陈云勇于负责，抱病研究落实钢铁指标 
  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气氛很浓，毛泽东很高兴。但是不久后，各地情况反映到他那里，他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一些极端的作法，毛泽东非常反感。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各种矛盾也日益暴露。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自己也开始考虑要压缩空气。他到各地视察，频繁地与有关部门和领导谈话，陈云也多次参加，并抓住机会就高指标等问题向毛泽东进言。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几次研讨会，对1959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了调整，钢产量由2700至3000万吨降为1800至2000万吨，原煤由 3.7亿吨提高到 3.8亿吨，粮食和棉花产量指标却定为10500亿斤和1亿担，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为360亿元。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觉得还是难于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标仍然很高。 
  为慎重起见，陈云建议四大指标以不公布为好，并把这个意见向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说了，但胡乔木并没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泽东。 
  据胡乔木后来在庐山会议期间私下对人说，他这是保护陈云，否则到上海会议时，陈云也不能恢复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向主席汇报，刘少奇转告毛泽东，结果毛大发脾气。 
  1959年1月18日，新年刚过，毛泽东请陈云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几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吃饭，彭德怀出席作陪。 
  席间自然要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表示武昌会议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的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并提出：1959年钢指标问题，我倾向降到1600万吨。 
  毛泽东听后，停顿了一下，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我随时准备修改总路线。 
  一句话雷霆万钧。把计划指标的问题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紧紧联系到一起，具体的经济指标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陈云立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始考虑降低钢铁指标和把计划定到可靠基础上的问题。 
  上海会议之初，胡乔木向毛泽东谈了陈云在武昌会议期间不赞成公布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事。4月2日，毛泽东在会上鼓励大家学海瑞，勇于直抒已见，说“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当场打死，但还是有臣下敢进言。”无非五怕：怕撤职、怕开除、怕离婚、怕坐牢、怕杀头。他表扬陈云说：我在1月份找了中央几位同志谈经济和工业问题，其中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在武昌，对是否发表1959年粮、棉、煤、钢指标问题，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今年1月，也是他正确。他的话很有一些同志抵触，我就赏识。我看他这个同志还是经验比较多一点。真理往往在一个人手里。毛泽东还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意见敢不报告。 
  上海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对“大跃进”的高指标要降温的要求，鼓励提出不同意见，使“大跃进”以来居高不下的狂热有了转机。 
  1959年4月，陈云特地给中央财经小组各成员写了一封信，针对“大跃进”以来的财经工作出现的问题，专门谈市场问题和计划方法。 
  陈云的这封信，是对“大跃进”中一系列错误提出的有效纠正办法，其出发点就是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跃进”的热昏中，这些金玉良言都没有能够起到应有作用，还有人坚决反对。 
  1959年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开会讨论经济形势特别是钢铁指标问题。会议决定，责成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1959年钢铁指标分成两个，一个是可靠指标，另一个是争取指标； 
  第二，1959年钢材的分配，要按照本年度确实能够生产的可靠数字来进行； 
  第三，如果钢材分配的数目减少了，势必要减少一些建设项目，原则上确定，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 
  总的精神是稳定阵地再前进。 
  当时的问题，实质上是钢铁等生产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要扭转被动，不能不触及钢铁的高指标问题。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因为钢铁生产在那时已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落实指标尽管是中央提出的任务，但在计划指标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要实事求是地较大幅度地压下来，不是没有风险的。搞不好，就有沦为“促退派”、“秋后算帐派”的危险。 
  陈云接受任务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退缩。从5月3日到9日，他连续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听取冶金部的汇报，研究钢铁指标问题，其中1次是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另外5次是分别按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5个专题的汇报，然后集中讨论了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