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掌柜陈云

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 
  在陈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外贸工作中的期货开展起来了。陈云格外重视，外贸部开始做期货和进行出口商品价格调整时，每周开会，陈云每次都到会，和大家认真讨论研究方案。作为国务院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参加部门业务会议，在一线进行指导，这是非常难得的。 
  这件事，成为外经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对启发大家解放思想，推动外贸方式及体制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虽然期货交易开展起来了，但是关于这件事政治上是否正确的疑虑仍然没有消除。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那现在利用境外交易所买糖，是不是也参与了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呢？就这个问题，陈云整整想了一年。直到1974年7月4日，他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还提起这件事，认为这样做政治上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当时“四人帮”已经挑起“蜗牛事件”并开始制造“风庆轮事件”，攻击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违反自力更生精神、“崇洋媚外”的时候，陈云的表态，无疑对外贸部的工作是有利的支持。   
  赚了钱还受责难的年代(2)   
  在陈云协助和指导和新任外贸部长李强领导下，外贸工作在1973年取得了巨大进展。通过黄金卖卖和开展期货交易，外贸部门很快就赚回了30亿美元，比上一年出口总额26.4亿美元还多近4亿美元。即按197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80亿美元的预计，这笔钱都远远超过了1/3，在当时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做一次“洋奴”   
  继一五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工业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受到极左势力百般阻挠。 
  陈云不惧非难：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在引进国外大型设备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大动作。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急于找市场、找资金出路的有利时机，在三五年内集中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和单机，初步提出引进43亿美元的方案，争取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充分发挥作用。这些引进项目，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这些项目连同后来追加的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51.8亿美元。我国利用这些设备，并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以及技术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项目，总投资额200多亿元。1979年合同履行完毕，花了39.6亿美元，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 
  这样的引进规模是十分大胆的。确定这个方案之前的1972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才区区48.4亿美元，其中进口才22亿美元。而这个方案初步定的进口规模就是前一年进口额的两倍！“四三方案”是在纠正“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过程中，我国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经济部门试图打开封闭的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大胆尝试，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这项引进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政治干扰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重重阻力和非难。“违反自力更生方针”、“进口风”、“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 
  1973年10月3日，陈云经请示周恩来后，离京赴广州，视察当年的秋季广交会。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一直是遭受外国封锁的新中国外贸出口的重要窗口，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闭关锁国的时期更是如此。 
  但广交会也难逃极左思潮的冲击。1972年秋季交易会和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在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发生外商抢货现象，广交会商品也水涨船高。秋交会是不是还能这样？有些人从主观出发，想定高价，甚至说提价是马克思主义，降价是修正主义。 
  陈云是不同意这种从“政治”出发定价的方法的。他早就要求外贸部门从实际出发注意研究价格问题。七八月间，他又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要求外贸部管好商品价格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经理。商品价格要适应国际行市，高了应该退下来，低了也可以提上去。 
  10月7日陈云一到广州，立即听取外贸部负责人汇报。当谈到商品定价偏高会影响成交时，他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 
  10月12日和16日，陈云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后，陈云指出，批判稳价思想，不等于提价就是马克思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还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陈云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要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 
  他心里仍然记挂着一米七轧机进口问题，说：“正在订货的那套三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三百万吨，两年就是六百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三百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11月30日，陈云致信周恩来，表示：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工作全无知识，或者知之甚少，准备学几年，总能学到一点。 
  但是，“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已经按捺不住了。1974年初，他们操控“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重新工作不久的老干部，使各条战线陷入新的动乱，使刚刚好转的局势重新恶化。 
  1974年2月10日，江青跑到四机部讲话，楞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给中国彩色显像管设备引进考察团礼品――玻壳蜗牛，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1974年10月又挑起“风庆轮事件”，使引进设备和外贸工作受到强烈冲击，陷于停顿。 
  但陈云的调查研究和思索并没有停顿。他的眼光已经放得很远、放得很长了。这一时期指导外贸工作获得的宝贵经验，将要在即将来临的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第九章 再展雄风   
  三中全会前风雨(1)   
  “洋跃进”蕴藏着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现实危险。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讲经济问题先讲怎么弄清“实事”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长期“左”的错误，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了极其重大的混乱和损失，问题成堆。 
  在经济工作上，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继续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结果又出现了“洋跃进”。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宣布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本来，当时经济规模已经很庞大，全国在建项目65000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700多个，要把这些项目搞完还要投资1650多亿元，要干3年多时间，但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纲要》又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其中有10大钢铁基地，9大有色金属基地，8大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全国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这次“跃进”，除了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在建设上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1978年同外国签订了22个大的引进项目，金额高达78亿美元，这还只是一部分，全部签完还需要50亿美元。其结果，遭受“文革”动乱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经济战线全面告急，危机四伏。 
  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是继续搞“两个凡是”；还是恢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墨守陈规、徘徊前进还是加紧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这样的问题尖锐地摆在了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面。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