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说法

惟一留下印象的是飞天。敦煌城里到处都是飞天，高的飞到屋檐，低的飞到垃圾箱上，值得玩味的是屋檐上的并不比垃圾箱上的精致多少，高雅多少。飞天是敦煌城的符号，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符号的。有符号的城市是幸运的，可是，符号用得太滥就失去了意义。街心小广场处有一尊反弹琵琶的塑像倒是可以夸上一笔，可惜的是它与广场周围的环境不够谐调。城市建筑的风格重要的在于环境的谐调，尤其作为那么辉煌的一座古城。然而，琵琶女的阿娜姿态与周围粗糙的建筑物没有任何呼应，没有一点共同的语言。古的语言没有，现代的语言也没有。这不仅使得琵琶女尴尬，也使得这座名城失去了动人的韵致。作为一个外地人，一个向往敦煌已久的外地人，曾把敦煌视作艺术的美的圣地，像巴黎之于法兰西；像佛罗伦萨之于意大利；却怎么能想到会是这番模样？我的心头不能不罩上一层沉郁。 
  其实，敦煌的建筑不在敦煌市内，而是在莫高窟。这里有着绵延千年的建筑艺术。莫高窟的建筑留下了宝贵的古代建筑的实物资料。它们以其不同的特点体现着各个不同的时代。 
  “僧房式”洞窟建筑，可以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北凉；“塔庙式”建筑，能使我们窥视到北魏――稍微细心，就可以从中看到北魏建筑风格受到中原的影响：２５４窟中的人字坡横梁装饰两侧竟然安装了４只木质斗拱，据说这是我国保存的惟一的早期木质斗拱。 
  在１９６、４２７、４３１等洞窟的木构窟檐是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的建筑物，它是除了佛光寺正殿外，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实物。它的细节应用与斗拱的做法极其特殊，在国内古建筑中实属罕见。洞窟建筑最宏大的部分是在唐朝。那是最显赫的一处――９６窟的北大像。历经各代的修建，成为蔚为壮观的九层楼，成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莫高窟的建筑是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古代艺匠们把木构建筑与石窟建筑巧妙结合；在狭小的洞窟间建造大型殿堂、楼台亭阁；再加上婉延多姿九曲回环的窟檐和通廊……这需要怎样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啊！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1)   
  可是，这种建筑越是精致越是有价值就越使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一定要搞这种洞窟建筑？我们有那么博大的土地，那么美好的河山，到处都是风景胜地，到处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搞建筑，何必一定要到洞窟里边鼓捣呢？建筑由洞穴走出来这是人类自身的一个超越，却为什么还要眷恋着洞窟？人是崇敬佛的，佛在人的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应该把佛敬到高高的山上，敬到亮亮堂堂的地方才对，却为什么把它们弄到洞窟中？是出于一种狭隘卑琐的心态，还是来自一种幽深莫测的悟性？敦煌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位置，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在这里还能捡到古战场遗留下来的箭头，这种箭头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色铜锈。古代将士的坟冢比比皆是，古烽火台、古城的残垣断壁，无不弥散着历史的云烟，诉说着永远也无法说尽的创伤与哀怨。可是，为什么这里的佛会这么多？为什么佛教文化会如此发达？ 
  带着这种困惑，我翻开了“敦煌学”，我在纷纭复杂的敦煌历史中试图去寻求一条脉络。 
  走 进 历 史 
  追朔敦煌的历史，无法绕开4000多年前的尧、舜、禹的部落。出于一种人类固有的占有欲望，各个部族间常常大动干戈。有的部落强大了，有的部落就弱下去了。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的最大首领，则经常对一些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战争中，被打败的一方就要遭到流放。中国西部正是历史上最合适的流放地。而敦煌的先民正是这种被流放的犯人。 
  《尚书》中记载的流共工于幽州，放ND83E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边提到的“三苗”就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三苗部族。这个部族由于在和中原部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却又不肯臣服，故被舜、禹先后放逐。被放逐到敦煌的这批犯人应该说是大犯要犯了。可以想象，他们从富饶的江淮之地被押解到遥远荒凉的戈壁的情景：这个被流放的队伍一定不会太整齐，一定不会有什么准备去适应那粗历的风沙。他们一进入河西走廊，就会时不时地被无尽的光秃与苍茫搞得一片绝望。不能给他们近镜头，因为他们的面部皮肤已经失去了江南水色，粗糙得一如这大漠戈壁；他们的嘴角破裂开来，渗出的血水已经凝固成黑色的岩石纹路。衣服无疑是褴褛的，一串褴褛在风沙中飘摇出一个杂色的布带，所以只能给他们这样一个远镜头，一个越来越细的杂色布带，在怅惘的风沙中时断时续，若隐若现…… 
  我坐在舒适的现代的火车卧铺上穿行于这条大走廊时，我就不止一次地望着窗外荒凉的大野滋生过这样一种念头：如果是我一个人走在外面那片光秃无尽的戈壁时，我会怎么样？ 
  火车跑出去好几个小时不见人烟，而徒步走呢？那得走上一整天不会见到人烟，不会得到任何生存的希望。天黑了，住到哪里？口渴了，到哪里找水喝？饿了呢？遇到凶猛的野兽呢？ 
  那种滋味儿，就是想一想都要伤身子骨的。 
  可是，他们来了。他们满面忧郁地来了。他们肯定不会抱着创造什么文化的目的而来。 
  他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原有的许多东西。他们失去了自尊也失去了江南地域带给他们的与生具来的毛病。他们变得宽容了，变得适应了。他们的后代已经远离了他们的初衷，再难寻找江南流域的特色。 
  到了战国至秦时，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也云集此地。月氏不仅在敦煌，在整个西部疆域那时也是个强大的民族。三苗的后裔羌戌在这时被“并入月氏”。在以后的岁月里，敦煌的居民成分不断地变化着，又有一批批汉人来到这里。不仅有流放的犯人，也有戍边的将领及其家眷。也有因战乱或其它原因来此避难的各层人，也有历代王朝因为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总之，到这里来的人几乎没有高高兴兴而来的，都是出于莫种无奈。因而，我执拗地把这里的感觉用了两个字：忧郁。 
  西汉时的张骞出使西域是肩负着使命的。他两番出使西域，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仅第一次往返的途中他就两次被匈奴擒获。张骞出使西域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可是，他没有完成任务。没有完成任务的张骞回返的途中，该是一张多么忧郁的面孔啊！ 
  张骞是幸运的，是令人羡慕的。他没有完成任务居然还能青史留名。这得感谢汉武帝。 
  如果汉武帝不让他去而让别人出使西域，那么流传下来的将会是另一个名字。 
  但是，汉武帝不忧郁。他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就对匈奴发动了3次大战役。重创了匈奴，迫使“匈奴远遁”。 
  汉武帝建立了敦煌郡。《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汉政权在这里共统敦煌、冥安、效谷、广至、龙靳、渊泉这6个县。到了西汉末年，这里已经是一处有着１１２００户、３８３３５人的要郡了。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进入了最早的繁荣。 
  敦煌的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自然不会太少。它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辉煌，也会比别的地方有着更多的创伤。政权的更替总是用流血的方式。从五凉、北朝时期的敦煌到隋唐时期的敦煌；从五代、宋、西夏、元、明时期的敦煌到清民国时期的敦煌；这里发生的战事是无法一一说清的。这种你争我斗、厮厮杀杀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我所感兴趣的是各个朝代是如何对待敦煌文化的。也就是说，我想追寻的是一条敦煌文化史的脉络。   
  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３０００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找寻一下关于记载宋纤这个人的文字，可惜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怎样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爱情，但是，我可以从史书上对他的极其简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种忧郁的性情。正是这种忧郁使他隐居山林，图个心绪宁静。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大的忧郁境地才会获取大的悟性，才会杰出。宋纤应该具务这种东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现在绝不会出这样的文人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出山隐居了。 
  走进敦煌学不能不拜谒译经大师竺法护（昙摩罗刹）。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经跟随师傅云游过西域诸国，通晓天竺语又畅晋言，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他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深深敬重，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译经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