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幽灵

生产全部恢复，还新建了无缝钢管厂、薄板厂、大型洗煤厂，年产量达到解放前31年的总产量。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兼企划局局长古海忠之咋舌感叹：“惊人！惊人！”这位经济侵略专家信服地连称：“惊人！” 
  机床厂，棉纺厂，电气仪器厂，汽车制造厂……巨大的惊叹号打满了他们的脑门。 
  战犯们感叹着，对比着，思索着。清新而自信的工人新村，使他们联想起伪满工人的臭油房和贫民窟；文明整洁的市容，使他们联想起旧城市游荡着妓女、阿飞和乞丐的阴暗街道；焕发着健康的精神的文化宫和游艺场，使他们想起乌烟瘴气的赌场、夜总会和鸦片馆；宁静而充满阳光的养老院，使他们回忆起沿街乞讨、冻死路旁的日本孤苦老人；参观妇女(妓女)劳动教养院，日本的“胖胖女郎”和混血儿就浮现在眼前；托儿所红润活泼的孩子，与旧时代卖儿卖女的广告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深幽浊暗的矿井下，矿工在过去是“四块石头夹住的一块肉”。而今，清新的气流迎面而来，矿工的眼前亮堂了。 
  战犯们感受到了矿工眼里的光线。 
  这支穿着蓝制服、异常安静的队伍，每到一处参观，除接待人员陪同外，无人受到惊动。只有一次例外。当战犯乘坐着30余辆大客车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大门前已是人头攒动，其中还有一些穿着时装或古装的化了妆的演员。战犯们先是有些诧忌，但很快就搞清了，人们是抱着好奇的心理，来观赏溥仪的。聚在溥仪身边的伪满战犯的心态也颇具戏剧性，他们发现人们是在看溥仪，便迅速地闪出一片空隙，以扩大众人视野。戴金丝边眼镜的溥仪则自动走出队列，或左或右地转着身子，以满足观者的鉴赏。日本战犯与中国人形貌相似，衣着相同，又不说话，所以即使是这次也没有人察觉他们是日本人。 
  在几年的改造过程中，战犯们人性泯灭冰冷僵死的心又渐渐变成了一块肉、一块搏动着的肉。灵魂的痛疼使他们克制不住自己。他们需要表达。 
  罪行回忆录这样抽象的文字，已不足以表达血肉之躯的冲动和感情了。于是他们采用艺术的方式，写纪实小说和话剧，这样的作品共写了222件。另外还有诗歌、散文等100余件。 
  剧本大部分是根据日文报刊上的材料创作的。《火》、《内滩村》、《原爆之子》、《民族之歌》、《反战和平》等十几出话剧和歌舞被他们自己搬上舞台。 
  歌舞剧《原爆之子》拉开了幕布： 
  巨大的火球。花岗岩在熔化。可怕的冲击波掠过。这一切过去了。城市的废墟间躺满了半裸的尸体，冒着浓烟。未死的人在歇斯底里地哭喊，他们张开双臂，臂下垂挂着脱落下来的长长的皮肤。一匹马孤零零地站在路上，它呈紫红色，它的皮被烧掉了，它摇摇晃晃走了几步。一个惊恐万状的村民跑过来，他们向他伸出手要水喝。他看到他们的皮肤像面条似地挂在脸上、膀臂上。他把一块小小的西瓜皮敷在一个小小的伤口上，他救不活这座城市，甚至止不住这个小小的伤口。黑暗降临了，夜空的星星亮得出奇。一个年轻人伸着手要水喝，他朦胧的知觉在呼唤：“爸爸，爸爸……” 
  他轻轻地死去。 
  这就是战争恶魔的本相！ 
  短暂的寂静被狂乱的声波炸得粉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争！”台上台下的呼喊声被泪水打湿了，沉重而有力。 
  藤田茂老泪纵横，他把脸捂在血腥未消的两只手中，变了调的呜咽仿佛从地底下挤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疯狂侵略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带给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灾难！” 
  下一场该轮到活报剧《侵略者的失败》了。活报剧取材于英国侵略埃及失败后，发生在英国议会中的一场辩论。溥仪兴奋极了。着意修饰了一番：内穿箭牌白府绸衬衣，外套是在东京法庭上穿过的藏青色西服，脚上是一双英国惠罗公司产的皮鞋。他上场扮演一位英国左派工党议员。 
  “英国人”的辩论开始了。老润扮外交大臣劳埃德，他有一只硕大的鼻子，加上恼恨、忧惧、矜持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活活是个失败的外交大臣。工党左派议员共有十几人，占据着舞台的正面，保守党议席则在舞台的侧面，而且人数也少，显得灰溜溜的。戏演了十多分钟，溥仪在用心等着说他的那段台词，神情木讷地坐在那里等。坐在他身边的老元悄悄地提醒他：“你别老那么愣着，来点动作！”溥仪赶紧欠欠身子，就势一抬头，感到台下观众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身上，心里一打滑，便五迷六道地慌乱起来。正晕乎着，老元碰了他一下：“你说呀。该你说几句驳劳埃德了！”溥仪非常突然地噌一下站起来，面对信口开河的劳埃德，一时竟忘了台词。情急生智，只见他用英语大声喊道：“NO！NO！NO！……”劳埃德的话被打断了，两眼直溜溜地看着溥仪。溥仪想起了下面的台词：“劳埃德先生，请你不要再诡辩了，”溥仪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劳埃德，“事实这就是可耻，可耻，第三个还是可耻！”   
  战犯在镜子面前的表达(3)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台上的左派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呐喊：“滚下去！滚下去！”象征着战争的外交大臣连滚带爬地跑下了舞台。   
  阳光下的审判(1)   
  沈阳。不是25年前那个黑夜里的沈阳，而是在冉冉上升的阳光照耀下的沈阳。 
  1956年6月9日上午8时30分，在东北科学院的宽敞明亮的礼堂里，随着一声“起立”的号令，审判长袁光将军身穿笔挺的军装，正义凛然地走进审判大厅。他踏着厚厚的地毯，登上审判台，在蒙以金丝绒的高背椅上落座。他身后雪白的墙壁正中，高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审判台下正中是用栏杆分成4个小隔断的被告席。周围的旁听席上坐满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沈阳各界人民群众的代表、新闻记者，还有专程赶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代表。 
  曾在战场上与日军浴血搏杀的袁光将军，此时胸中交织着风雷与潮汐。他收紧下颏，挺直腰脊，克制住自己。一副眼镜的后面仍燃烧着怒火。他又稳定了一下情绪。 
  整个大厅里寂静无声。整个世界似乎也是。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现在开庭！” 
  这饱含着痛苦、欢欣、羞辱和自信的声音，这饱含着中国历史的声音，仿佛来自深深的地下，又仿佛来自高阔的天庭；从前与未来，仿佛在这一刻聚合了。屏息凝神的大厅为之动容——也许还有我们这个世界。 
  孟冬的北京，天寒地冻。香山卧佛寺的一座别墅里却热气蒸腾。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的人员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高克林的率领下，正紧张地研究法律、起草文件、查阅卷宗、熟悉案情，进行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不久，她要在她自己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她刚刚动笔，才饱蘸过几笔春华秋实，她还有许多许多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画，包括还没来得及颁布一套较完整的法律。肩头的担子是繁重的。大家不分昼夜地苦钻攻关，并特地请曾担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璈等人作顾问，研究起草一个既合乎中国国情、又有国际惯例根据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稿的文字渐渐被删改得所剩无几。 
  在决定的起草过程中，周总理几次听取汇报，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一位负责同志曾提出，苏联红军进入东北，没收了日本在东北的资产和财务，同时向纳粹德国提出赔偿战争损失，建议在文件中写上要求日本政府赔款的条款。总理思索了片刻，意味深长地说：“这个款，不要赔了。赔款还不是日本人民的钱，政府还能拿出钱来吗?”周总理的深刻与远大后来为历史所证实。董必武和彭真曾多次对准备工作进行直接指导，强调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廖承志是“日本通”，曾两次到卧佛寺给全体人员作报告，详细介绍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帮助大家理解审判的意义和背景。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专门列项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对战犯的处理提出了6项原则及其它有关规定，为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此前一年的9月，侦查工作业已完成。经证实，这批战犯犯有侵夺我国主权，策划、推行侵略政策，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屠杀、抓捕、奴役和毒化我国人民，强奸妇女，大量掠夺我国的物资财富，毁灭城镇乡村，驱逐和平居民等罪行。仅以主要罪行的统计，在他们的主谋或参与下，烧毁和破坏房屋七万八千多处又四万多间；掠夺粮食三千七百多万吨，煤炭二亿二千二百万吨，钢铁等金属三千多万吨；杀害和平居民及被俘人员八十五万七千多人，制造了潘家戴庄、北疃、巴木东、三肇等30余起重大惨案。这批战犯杀害被俘人员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住冈义一曾在太原赛马场两次把被俘的340余名中国人当作训练新兵的活靶，被一刀一刀活活扎死。有的战犯杀死中国人，取出人肝和人脑吃掉。 
  每一个战犯的手上都残留着杀人的快感和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