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两极

 
  暑假里可以睡懒觉，可以去尽情地游泳，可以全身心放松，可以相对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情。 
  上海的盛夏，多的是晴热的天气。超过35℃的天气，年年都有。少的年头是八九天，多的年头是二三十天，一般也有个十几天。 
  在我的记忆里，总还留着盛夏时节特有的景观。太阳西斜了，上海人纷纷开始沐浴。有条件的人家跳进浴缸，没条件的人家往往备有浴盆，为了防止使用时漏水，往往都在夏季来临之前，都已经浸过水，让木头充分地“涨发”过了。还有不少小伙子，嫌使用木盆麻烦，干脆就在公用水龙头边，打起一盆一盆水往身上浇。沐浴过后，时近黄昏，有的是晚饭前，更多的是在晚饭后，带一把蒲扇，端一把椅子，还有拿着棋子、扑克、茶壶的，选择合适的地方，乘风凉去了。这合适的地方，有的是在阳台上，有的是在高楼底下，也有的就在行人道边上。路灯下，或是有日光灯的店铺旁，往往是设“棋摊”和“牌摊”的最佳位置。但是最多的，还是在弄堂里，想必弄堂里总有穿堂风。 
  我居住在浦西徐汇区和在市中心黄浦区读书的时候，夏日的晚上去找同学玩，走过一条一条弄堂口，随便朝弄堂里望进去，只见长长短短，宽宽窄窄的弄堂里，都是粗粗细细，胖胖瘦瘦的手臂和腿脚。有的白皙一些，有的红润一些，全都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稍走得慢一些，还能听到乘凉的人声气昂扬顿挫的高谈阔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浪中，“一只绣花鞋”、“梅花党”等等故事，照样在这样的气氛里传播。听众无不津津有味。 
  随着空调走过千家万户，盛夏时节这样的“乘凉景观”是一去不复返了。跟着这一景观渐渐消失的，还有我们小时候用得最多的痱子粉，还有调皮的男孩子最怕生又最易生的“热疖头”。还有…… 
  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化着的吧。 
  溽暑蒸人的盛夏，连续多日的高温天气，常常引发人们耸人听闻的预言，说地球将越来越热，上海将一年比一年热。 
  姑妄言之的预测，不妨姑妄听之吧。曾几何时，不过是廿多年前，也有人引经据典、信誓旦旦地预测，上海将逐渐变冷。结果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正经历着嘛。 
  台 风 
  小时候，台风曾给我留下很骇人的印象。 
  是夏天，家里却将门窗紧闭，屋里顿时显得特别的热。问大人，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台风来了。 
  果然，台风说来就来了。狂风大作，把阳台上的晾衣竹竿刮在了一处，还互相挤碰着“嘎嘎”作响。继而就是骤然而至的大雨，给我的感觉，仿佛天上有人在挥舞着一把巨帚，有节奏地把滂沱大雨洒落到人间来。风吼啸着似要掀翻一切，窗户在抖动，门在晃，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好像要把瓦都击穿一般。 
  夜里睡得也不安宁，几次醒过来，都能听到雨在下，风在呼啸。 
  第二天醒来，大人们说话的声音似乎都不一样了，一个个大惊小怪地，说长乐路陕西路一片都是水，说水漫进了大楼的地下室，住地下室的那些人家可苦了，一夜没睡不说，现在正在把水往外泼呢！ 
  雨住了，风仍在刮，不过不像昨夜里那么大了，我从家里跑出来，一头就往陕西路赶。没见地下室的住户有多少动静，倒是看到路边粗大的梧桐树倒了，倒下时长长的枝杆挂断了电线，有供电局的工人们在移开大树，重新架起电线来。 
  再往前走，果然看到地势低洼的马路上，一片汪洋。骑自行车的人费劲地推着车子，在水里过的车子很少。倒是有一些人家，把家里洗澡用的木桶、长澡盆、椭圆形的木桶漂在水里，玩得正乐呢！让我觉得很有趣。 
  最让人心惊的消息，还是大人们在弄堂里说的，郊区什么地方，台风把一家农户的屋顶刮走了，屋里的东西全吹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有力气的大人们是抱紧了粗柱子，才免遭了厄运。小孩可惨了，被台风刮到空中，也不知刮掉在哪里了。 
  听得我心里一阵阵发冷发抖。故而从小，听到台风我就觉得恐怖。长大了写小说，有一本长篇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我提笔写下的书名，就是《恐怖的飓风》。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很多的人，并不像我一样害怕台风。相反，我倒觉得，一到夏天，一到连续多个高温日的酷暑炎夏，很多人还有点儿盼望台风。他们一面抱怨着高温不退，一面会情不自禁地说：“台风怎么还不来？” 
  年年都会有台风光临上海，就像一位不请自到的客人。有的年头来得少一些，有的年头来得多一些。前些年里，台风一次一次光临，都给编了号。每年第一次刮台风，叫第一号台风。第五次光临，叫作第五号台风。不少年头，都有十一号台风、十二号台风吹来。台风频频的这个年头，上海的盛夏往往是凉爽好过的，也就是说，台风在给人类带来灾害的同时，多少也恩赐一点福音。这能不能也说成是辩证法？今年以来，中国台风也跟国际接轨了，不再叫七号台风、八号台风，而是也给每次台风起了名字“桃芝、玉兔”什么的，名字挺新鲜的，可我反而记不住，今年来过几次台风了。   
  上海四季(4)   
  台风来的时候，狂风大作，一切都似在风声里发颤，排山倒海，遮天没地，怒号的大风在生气地撒着野，风声之大，犹如万马奔腾，地动天摇，劲风呼啸着，咆哮着，听着像马嘶也像狼嚎，如若挟带着暴雨，那情景，就更让人惊骇得不知所以。 
  1997年8月上海的大台风伴着雷雨，我是在纽约的电视新闻里看到的。那几天，一边坐在电视机前关切地看故乡上海台风掠过后的灾情，一边又在荧屏上观看戴安娜王妃和她的情人 
  小法耶茨在游艇上度假欢娱。很快，上海的台风刮过去了，但是戴安娜王妃和小法耶茨的死亡，却在我心头留下了台风横扫般的印象。 
  也许，大自然的天有不测风云，和人世间的世事难测，确实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吧。 
  哦，台风。 
  （2002年12月）   
  永留记忆的旅途   
  这一天，有三个人匆匆忙忙地走出四大寨。他们必须在早晨九点以前赶到公路边，才有可能搭上招呼车，去往紫云县城。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傍晚之前，赶回贵州中部的小城市安顺。 
  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我，26岁；还有一个是后来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的著名导演谢飞，33岁。那个时候，他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青年教师；另一个人是向导，公社派他为我们 
  带路，保证我们在九点之前赶到山区的公路边。如果走大路的话，三十六里地，我们绝不可能按时赶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确保我们在九点以前赶到。再有两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当天我们不能到达安顺，谢飞就会误了回北京的飞机，而我，还不知道哪里去过元旦呢。 
  我们是在清晨七点三刻，吃完早饭上路的。因为时差关系，此时，在四大寨，也只不过是天蒙蒙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个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远了。这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是高山陡坡，悬崖绝壁。我们去那里采访、体验生活，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土皇帝小罗山设在狗场屯上的王宫废墟。那一个多星期，险峻大山里的安宁、静寂、废荒的滋味，我们可是尝够了。 
  沿着七弯八拐的茅坡小路，我们脚下一点也不敢松懈，跟在向导后面，疾如旋风般走着。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紧张的。 
  紧赶慢赶，我们终于在九点过二分赶到了公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也不见招呼车开来，却被一个牵牛扛犁的布依族汉子告之，招呼车九点没到就开过去了。怎么办呢？向导完成了任务，要回四大寨去。而我们，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达紫云。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间公路，得走四个多小时。不走也得走，我们就上路了。大约走了二十分钟，身后来了几辆运送谷草的马车，我们和马车夫一商量，如释重负地搭上了马车。 
  坐上了马车，倚躺在松软的谷草上，躯体舒展了，但我们的心情都是不轻松的。谢飞这次专程从北京来插队的山乡找我，是读到了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想把它改编成电影。消息传出去，却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写一部电影是多么重大的事，怎么能让叶辛来改编。谢飞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他们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写出了剧本初稿，而且一齐跑到四大寨来了。这件事的结局如何，还没定论呢！躺在谷草上，我又忧郁地提起了这一话题，谢飞安慰我说，这部电影总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们的马车到达紫云；傍晚，客车把我们送到安顺。第二天来到省城贵阳，我们就分了手，各奔东西了。 
  尽管谢飞很乐观，在1975年朔风凛冽的严冬，电影终究还是没有拍成。《高高的苗岭》最终改编成《火娃》搬上银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过去以后的故事了。但是和谢飞一起，从四大寨赶出来的那段旅途，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01年7月）     
  第三部分   
  我的心愿在山乡   
  每当我在电影院里看到山区的画面，每当我在电视屏幕上看见云罩雾绕的山岭，每当我在画报上欣赏到郁郁葱葱的山峦，每当我在小说中读到对山乡的描绘，我的身心都会在瞬息间油然升起一股难以言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