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

检察官点点头。
方子云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对我下面的一段话希望你们不要公开，因为那是我的个人隐私。”
“如果与本案无关，我可以保证。”
“谢谢。”方子云自己点一支烟，说，“其实，在借钱之前我一直有自杀的念头。我敢肯定，宋一坤了解我的心态，他只是照顾一个男人的面子不说而已，因为这种心态不是别人劝两句就可以解决的。我想，我应该属于那种有妄想症的人，我想成为大艺术家、大诗人，受人尊敬，被人崇拜。但是我生错了年代，这个时代既不需要诗，也不需要诗人，只需要金钱。我是这个时代多余的人，我应该属于古朴的时代。作为诗人，诗的高贵与精深、诗的窘迫与尴尬，也只有诗人能体会。”
“但是，我不甘心。”方子云接着说，“我思索了很久，还是决定最后挣扎一下，也许我能成为命运的征服者，成为英雄，用我挣来的钱为诗歌的生存输血。于是，我借钱了。说到借钱，我首先想到的是失败。我早就打定主意了，既然事业上没有前途，如果经商再失败了，我就只能以死解脱，我会在遗嘱里写明，我的四本尚待出版的诗集共计五百多首诗，连同我的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稿，全部归属宋一坤所有，以此作为我对他的一点报答和补偿。这是我惟一能做到的。”
“四本诗集能值十五万元吗？”检察官平静地问，“你刚才不是说，诗歌一文不值了吗？”
“这就是我无能、无奈或者无赖的一面，如果你一定要从商人的角度理解的话。”方子云有种被嘲讽的感觉，并不掩饰自己的愠怒，说：“关于四本诗集的商业价值，如果我死了，可能情形就不一样了，但我必须是已经死了，自杀了。我自信自己在社会上，至少在文学界多少还有一点知名度，其实刘东阳让我搞广告。推销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如果我死了，文学圈子多少会泛起一点涟漪，这时候诗集的商业价值有一个新闻效应的作用。说到五百多首诗的艺术价值，我认为决不是十五万元可以衡量的。否则的话，我这个人的一生就太悲惨了。”
检察官说：“既然宋一坤愿意帮助你，你为什么不把钱直接用在出版诗集上，而舍近求远绕一个圈子呢？”
“恕我直言，以你的职业所标志的学识，我对你刚才所提出的问题感到失望。”方子云摇摇头说：“靠别人输血活命与靠别人帮助你建立造血功能活命，你认为能一样吗？也许借钱两个字对于我，本身就是一块遮羞布，一张薄薄的纸而已，但是这张薄薄的纸却可以支撑我的自尊，我可以接受帮助却不能接受施舍，我想到的是体面地借钱、挣钱、还钱，至少我还想到了用最后的方式补偿别人。”
检察官冷不丁地问道：“对于你主持研究的这个项目，宋一坤给予了怎样的评价？”
方子云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检察官：“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检察官只得将原话重复了一遍。
“这个问题不成立。”方子云说，“宋一坤对这个项目几乎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去评价呢？”
“你说他几乎一无所知，就是说他还是知道一点了？”检察官追问。
方子云说：“借钱总得有个理由，我当然要向他介绍我的设想。但是他对我的介绍不感兴趣，只是对我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肯伸手向别人借钱的人，只要你自己看准了，就干一次试试。”
检察官问：“你第二次向宋一坤借钱是在什么时间？都谈了什么？”
方子云答道：“经二次借钱的事是我向他打电话提出来的，因为我从报纸上看到他的未婚妻文稿竞价卖了八十多万元，知道他有钱。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大概是在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上海，路过江州。在江州见面后我才知道，他去上海原来也是为了借钱，为他的未婚妻筹集出国资金。当时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五万元对于他毕竟没什么大影响。我们在机场见面后他把钱交给我，随即送我去长途车站了，他得抓紧时间买火车票。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谈了一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学发展方向之类的问题，因为他只对这些感兴趣。”
“你们一共见过几次面？”检察官问。
“那要看从什么时间算起了。”方子云说，“他在江州报社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常走动，他到上海以后我们之间就没有见过面只有书信交往。他从上海回来后，除了在玉南的那次见面之外最后一次是在江州他交给我五万元借款的时候。总之，两次都是借钱。”
“那么，”检察官说，“请你谈谈宋一坤和他未婚妻的情况，夏英杰也是你的同事嘛。”
“这与本案有关吗？”方子云说，“你的提问我越听越不对味儿，你是查案子还是查别人的私生活？”
“你不必介意。”检察官说，“凡是与你有关系的人我们都要调查，例行公事。”
无奈，方子云将自己如何委托夏英杰去探望宋一坤，夏英杰与宋一坤如何认识、发展，从头到尾如实讲了一遍。整个故事，只有一处做了改动，那就是宋一坤的一句原话：子云这个人哪，入佛门六根不净，进商界狼性不足。这句话被改成了：如果我能帮子云，我会尽力的。
最后，方子云说：“我认为，促使夏英杰了解宋一坤并且选择他的人，正是宋一坤的前妻自己，如果邓文英不去多心的话，如果她不是厅长的女儿，如果她不是留学法国，如果她不是北京梦妮奥时装公司副总经理的话，那么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检察官问：“你仔细想一下，你周围的人，谁有可能了解你这个产品的工艺过程？”
方子云想了一会儿，说：“除了我自己之外，只有四个人详细了解工艺过程，三位我聘请的研究人员，第四个人就是刘东阳，他看过所有的资料，包括录像、图片和文件。另外，因为实验室是租用农机修造厂的房子，所以厂里的人也有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是产品的技术鉴定部门，我曾向他们提供过所有资料。”
“在你与刘东阳的接触中，你发现过不正常的情况没有？哪怕任何一个细微的小节？”
“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注意过，更没有怀疑过他。如果我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我是不会与他合作的。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真是骗子。”
“那么，你根据什么感觉他可靠？”
“我查看过他的身份证和名片，他举止很有修养，待人和气，不吹牛，不讲大话，一看就是好人，谁也不会认为他是骗子。”
检察官说：“现在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或者说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说不上来，就是难受。浑身没力气，胸口堵得慌，心里不是滋味。”方子云说，“如果这是一场骗局，那我是什么？一方面是嫌疑犯，另一方面是受骗的傻瓜，智商低下。依我过去的那点小名气，这次一下子有新闻了，真的要出大名了，丢人哪！我在想，莫非老天真的容不下我？”
“可以理解。”检察官同情地点点头，问，“刘东阳的诈骗行为对你在经济上有什么影响？”
“这不明摆着嘛，公司的大好形势断送了，盈利、分红都成了泡影。”方子云答道，“现在，我的命运就拴在这个产品的专利权上了。我对法律懂得不多，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谁让我是股东，是副经理呢？听天由命吧。如果我不用去当刘东阳的替罪羊，如果法律部门不用我的专利权去补偿刘东阳造成的损失，如果产品的专利权还能属于我，那么我还能有一线希望。否则，我没有机会了。”
他们的对话每一字，每一句都被监听、录音。
检察官的谈话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各种可能性都做了充分估计，他的语言看似平淡，却处处暗藏锋芒。而方子云的谈话是在突如奇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时间准备，不可能虚构一个完整的体系，他的语言虽然书生气较浓，但可信度高。
其实，在这次正面谈话之前，检察机关已经在玉南、安河以及方子云曾活动过的几个城市对他进行了大量而周密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方子云参与了刘东阳的诈骗阴谋，调查结果基本肯定了他是清白的，是受害者之一。这次谈话，检察官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是一次明知没有希望而又必须为之的程序。
谈话进行到这个程度，看上去已经没有什么话题了。但是检察官仍不肯放弃努力，说道：
“这次受害的农民有八十多个，他们之中，被骗金额最少的是六万元，最多的是十二万元，而这些受害者绝大多数来自边远贫困地区，他们的钱，有的是村里各家各户凑起来的，有的是学校向学生家长集资的，有的是向亲戚朋友四处借来的。电视曝光后，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被骗的真相，后果会怎么样呢？可以想象他们会疯了、会绝望、会痛不欲生，接着就是逼债。殴斗、自杀之类，失去理智的农民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你想暗示我什么？你的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方子云直言不讳地说，“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是我丧尽天良。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灾难发生，波黑在进行战争，非洲难民如潮，还有车祸、火灾、凶杀、抢劫，难道都是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