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要不是成分不好，论外表和气质，对象是不愁的，无奈有个带帽的爹婚姻大事也就耽误了许多年。总之，王家的姑娘嫁给李家绝不会缺吃少稍，为衣食犯愁。
王家的姑娘过门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公婆分居了，贫下中农不能和“地富”混线。李殿军为儿子的“长治久安”着想搬了出去，这三间房自然被王家一统天下了。
到了“文革”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王家的五叔王玉明从一百多里路的大柳屯回老家串门来了。他听说侄女嫁给了整天游街示众的富农分子的儿子，为此大为光火。王家也因为这样的尴尬倍感羞愧难当，于是帮打鸳鸯的闹剧开始了。
这五叔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氏家族视他为神明、高人。他说的话一言九鼎，相当于家族中的最高指示。王家这门亲事本来就基础不牢，经王五叔这么一番政治震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庆新赔了夫人又“折兵”，王家领回自己的姑娘还有她肚子里岁月已深的孩子。离婚后孩子生下来了，李家没有要，怕跟着他们受罪，可怜她刚刚问世本来有父有母，却没爹没妈。
几年后，李殿军带着那顶沉重的帽子，撇下他的儿子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撒手人寰了。李殿军治家有道，但也败家独到。他的一辈子就是“治了又败，败了又治，反反复复，死而后已”。
 3 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3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李学清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上些年岁的人都说他很像他的祖父，而且越来越像，大概每一家人多是这样的吧。
自从我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以来，到1998年初秋去北京，34年来我们有30来年的邻居历史，可谓亲密无间了。
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人与人见面没有相互称老张老李的，大家总有个辈分长幼的伦理称呼，不然别人就笑话你没大没小。别说是在村子里，就是在乡政府机关上班，人人也多称兄道弟的。前些年在机关这种称呼还差一点，近几年成了时尚，成了打招呼的准则了。我的年龄稍大一点，占了不少“便宜”，十有八九都叫我“李哥”，也有叫我“大哥”的，挺近乎的。约定俗成，一过90年代，上司和“下司”也互相称兄道弟的了。
李学清家同我们家有几辈子的姑表亲缘，我的亲姑太太、堂姑姑、堂妹妹都嫁到他们家。按辈分论，我叫李学清三叔。他的耳朵有那么一点失聪，不爱言语，就叫他“三傻子”。这外号是他父母叫出来的，外人很少这么称呼他，但尽人皆知。我们在1961年就是邻居了，那是我还在念初中，就知道他有这个雅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李学清一点都不傻，原来曾经怀疑过——他不傻，他的爹妈怎么叫他傻子啊？
我明白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爹妈说他傻。
一是改造落后地区时，他们家的成分由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升了一级。他爹就嘱咐他少说话，少惹是非没装聋作哑没有毛病。二是他从小就有“口病”，舌头大发音不那么准确，说话越多舌头显得越大，少说话别人就少取笑，日后的对象千万别受舌头的影响。对此，李学清言听计从，足见他“聪明过人”，城府很深，就像他的爹爹。
一来二去，李学清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呆”，也就是傻。同他开玩笑，他更是装聋作哑，不和你说半句话。其实，他不但不傻而且很尖。大家都说，“把李学清当傻子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傻子”。
生产队没解体的时候，李学清一家9口人，算是个大家庭了。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仅有的几个钱都要放在父亲那里统筹支出，只有过年了，才买上几个苹果，大人和孩子在除夕夜用刀切瓣分着吃。冻秋梨没有办法切开，就好一人一个，真难啊。
那年过年，三婶感冒了，几天都是卧床不起，也没看医生。三叔的那个梨没舍得吃，他贴在三婶的耳朵根子说：“你吃吧，别留着了，我这还有一个呢。”
想不到，一个有病发烧听不见来人拜年的动静，一个耳朵因为上火也不好使了，这句话被人听去了。一传十十传百，生产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句悄悄话，和他闹笑话的人就拿它说事。当然，一到这个时候都笑了，那也是苦恼人的笑罢了。
“大帮轰”的时候谁也不必谁家强多少，但像李学清家这样困难境况也够得上典型了。他的父亲害怕他的日子过“洒汤”了，便采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财政大权。大到买衣服布料，小到针头线脑，凡是花钱的事，一切都有他说了算，而且亲自去操作。
老头终于老了，生产队在他“拿不动腿，张不开嘴”的两年前提前“死亡”了。他总算看到儿子靠责任田挣回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又要翻盖新房，又要去两个孙子媳妇，但他还是没有住上新房。
土地承包到户，李学清家人口多，劳力也多，承包的责任田也就多，是本生产队的第一大户。头一年就是个大丰收，头一年大人孩子穿上崭新的衣服。只几年的光景，李学清成了原生产队的首富，接连盖两座新的砖瓦房，娶进两个儿媳妇，发送了两位老人。这么多大宗的事，要不是“改革”他哭都哭不上调来。
5个孩子中的两男两女先后成家立业了，剩下的小儿子正在念中专。到了这个时候，李学清的积蓄，也就是承包土地得到的油水差不多消耗殆尽，几近枯竭了。原因有4个：一是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得花大钱，哪宗事也不是省油的灯；二是儿子都分家另过，土地也分散了，留给他的土地有限。老爷子年代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瓜分了强盛态势；三是农村改革后各项费用提取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粮食生产效益的增幅。这是最根本的“败落”因素，也就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地加重了；他的小儿子念书的学校是私营自费的，学费太高。这时的李学清老两口已近古稀之年，可他们还有未尽的“事业”等待他们去完成。那就是供小儿子读书，毕业后筹备婚事，购置楼房……哪一项都是责无旁贷的，都是神圣不可推卸的！
除了“三傻子”的外号，李学清还有一个人人称道的雅号——“铁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叫得出口的，他愿意接受的，恰如其分的。
自打我认识他，他从来没得过头疼脑热大灾小病，一年到头，从早到晚没有闲着的时候。秋收的季节，只要是骡马不渴不饿，他就不会去喝水吃饭，恨不得把日头用木头支起来干活才好。贪黑从地里把庄稼拉回来，不谢车，这边喂马，那边他就吃饭，不到半夜12点钟，他又把车赶出去了。在一起过的时候，本来自己家的地就多，拉不过来，还要给别人拉地，就图多挣些车脚钱，什么都可以豁出去的，这不是铁人是什么？他的算盘是：养车马不同养小托，车马干吃干嚼就是赔本，所以他家的车马从来不闲着，春天给人家种地，夏天给人家趟地，秋天拉地……全年满负荷地运转。即使是冬天，他也顶风冒雪去辽河里拉沙子，卖给盖房的人家。
按理说，李学清这么干应该够小儿子念书的花销了，就是将来结婚也差不多的。他自己也是这么盘算的，可又常常和我叨念这小儿子是个无底洞！
 3 亲密的乡邻（丰欠皆难）（3）
3亲密的乡邻（丰欠皆难）（3）
1992年暑期，李学清的小儿子李成柏在丹东日语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民市印刷厂，是花钱走后门进去的。他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50元上下，连自己吃饭都不够。他两三个星期回家一次，目的是回家肩扛手拎拿些蔬菜大米，临走时李学清还得给他往返车费和百八十元的“生活补贴”。
眼看到了而立之年，李学清又东挪西借2万元给他在新民市内买房准备结婚事宜。买楼是不可能的了，只好买平房。更让李学清闹心的事不断发生，对象处了一个黄一个，都嫌他工资太低，家里又没有强力的资助而告吹。去年又处了一个，开口价就是18000元，否则就不进你家的门槛。李学清哪还有什么钱啊？买房子的钱还是借来的呢。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李学清一咬牙还是答应下来。双方讲定：钱到结婚！
原来欠下的债务还没有填平，眼下又出来一个“天坑”，如何让填补？
1998年底，我从北京回老家见到了李学清，他告诉我这笔巨大的结婚费用仍然没有着落。可喜的是，李成柏的对象还没有启齿说出“了断”两个字。李学清还在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别无他法。大冷的天，他白天赶着马车去买自产的土豆白菜，晚上挑灯夜战扎笤帚炊帚预备集市上卖。
他真不愧为“铁人”。眼看就是古稀之岁了，身板还是那么健壮，脸堂红红的，走路“咚咚”的。所以都说他是挨累的命……
自从他的双亲过世，李学清不那么少言寡语了，喉咙没有了“梗阻”似的，很爱和别人交流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虚的，更不会渲染和演绎，所以都爱和他交谈。他人变了，秉性改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从别人的嘴里我知道，他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好，说我心眼好，是好人。
按他说的，我对他的好大体分三个方面。
头一宗是1982年的事。那年土地承包头一年他就发财了，我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沈阳日报上。年终，当时的公社根据这篇实事求是的通讯，评选他为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