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

你们可以走了。”所有被告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在法庭外等候的群众得知审判结果后，向他们的英雄欢呼，并一起唱起了《上帝赐福非洲》。
  然而，沙佩维尔的阴影还在，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正如南非诗人布鲁特斯在他题为“沙佩维尔”的诗中所揭示的那样：
    沙佩维尔事件的意义何在？
    不在70人死去，
    更不在他们背受枪击，
    一再退后，手无寸铁，毫无防备。
    当然也不在那沉重的枪弹
    穿过母亲的脊背，
    撕裂她怀抱中的婴儿，
    将婴儿杀死。……
    这是一个典型事件……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种族统治是什么；
    它无比清楚地说明，
    压迫者的意愿又是什么。……
    铭记住沙佩维尔事件吧，
    铭记住那背受抢去的时日。
    铭记住争取自由的不屈意志，
    铭记住那些烈士。
    我们为他们而自豪。
  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和所有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言，沙佩维尔惨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向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的策略还应该是坚持非暴力手段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大屠杀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
第十三章 转入地下
  ·“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受命于危难之际：转入地下
  ·大罢工夭折
  ·有限制地使用暴力
  ·班图斯坦自治计划
  ·庞多兰的农民起义
  ·“人民已经绝望，而绝望的人最后将采取报复行动”
  奥立弗·坦博正在开普敦一个工会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谁呀？请进来！”一位黑人妇女冲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快走！警察就在那边的办公室搜查。”在一位名叫罗纳德·塞戈尔的记者的引导下，坦博踮着脚从后面的楼梯溜下去了。下楼后，他停下来仔细听了一阵。当确信没有人跟踪后，他一溜烟窜上街心。街头上传来了报贩的叫卖声：“卖报！卖报！维沃尔德已宣布非国大和泛非大非法！”
  1960年4月8日通过的“非法组织法”无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来说，都是一个突然的打击。成立才刚刚1年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大会领导人索布克韦在反通行证的行动中自愿违法被捕，被判处3年徒刑，勒巴洛、科萨纳等都先后被拘留。大部分领导是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才被捕的，于是根据公安条例，他们被控有煽动暴行之罪。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发起运动的策略就是鼓励全体会员到警察局去自愿被逮捕，并要求逮捕后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支付罚款；这样，组织的领导层在宣布非法后几乎面临崩溃。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情况不同。它对这一法令在思想上缺乏准备，这是因为该组织自成立以来从未鼓吹过使用暴力，每次行动都以温和的方式和公开的号召来进行。
  值得庆幸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后不久提出的M计划的设想，就是组织有朝一日丧失合法地位而被迫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的实施为城镇支部保存了一部分基本力量。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委会拒绝解散，并立即转入地下活动，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非法组织法”是南非政府对民主力量的一次反扑。它不仅使政府有权禁止任何组织的活动，还对策动罢工的组织者或违抗法律的人处以极严厉的刑罚：5年以下的徒刑，500英镑罚款，鞭抽10下，或是其中的两项并罚。这比蔑视运动后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中规定的处罚重了10倍。当时对上述违法的处置是6个月监禁或50英镑罚款，或两项并罚。
  而制定这些法律的基本依据是这些组织旨在用暴力推翻政府。司法部长弗朗索瓦·伊拉斯摩斯在议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南非任何主张白人至上和白人领导的白人政府屈膝投降，他们不指望和平和秩序。他们需要的不是使南非所有的班图人挣1英镑一天，他们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他们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用威胁的手段迫使其他非洲人参加运动，指责卢图利和其他非洲领导人是暗地里策划暴力行动的两面派。
  白人政府的另一条理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南非黑人，他们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意愿。伊拉斯摩斯认为，这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有70000人，“还不到全体班图人的1％”。政府与班图人沟通的最好办法是土著权力机构，而不是这两个激进组织。据他们看来，“99％的班图人支持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但对政府的强硬政策，也有不同意见。统一党和进步党认为，不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目的如何，他们的组织并未对现状构成威胁。这种镇压手段只会导致更强烈的反抗。要求得稳定，城市的黑人必须有某种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非法组织法”实施的第二天，4月9日，一个被时局搅得神经失常的德兰士瓦的白人农场主开枪打伤南非总理维沃尔德。10天后，土地部长保罗·索尔发表讲话，认为南非旧的历史在沙佩维尔结束，国家应重新认真地考虑它的种族关系政策。有些白人雇主慑于动乱中爆发出来的黑人力量，主动给黑人雇员增加工资。
  非洲人国民大会面对政府的镇压措施，迅速作出反应。首先，它派出了坦博、诺克韦等一批谈判能力强、富有经验的领导人到国外寻求国际援助并开展其他工作。4月8日晚上，从开普敦逃出来的坦博化装成塞戈尔的司机，俩人连夜驱车到达约翰内斯堡。在与其他的非国大领导商量后，塞戈尔又驾车将坦博送到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边境。凌晨3点钟，他们进入了贝专纳兰，然后又在车里睡了一觉。早上，他们走进了地区长官的办公室，“先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副主席奥立弗·坦博要求政治避难。”
  1960年6月，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坦博和马基韦纳与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尤素福·达杜、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发言人纳纳·马霍莫和彼得·莫洛齐发起成立了南非统一战线。这个协调组织一成立，就在阿克拉、开罗、达累斯萨拉姆和伦敦等地积极工作，一方面寻求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要求国际上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不幸的是，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南非国内的领导人极力反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联合行动，这个统一战线只存在了18个月就夭折了。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国内力量团结在曼德拉和西苏鲁的周围，积极策划下一步行动。1961年3月25日，在彼得马里茨堡召开了“全非洲人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应非洲人国民大会取缔前提出召开“全国国民大会”的要求而召开的。大会提出，全国国民大会的代表由选举产生，不受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全国国民大会必须具有最高权力，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新宪法”。
  出席大会的代表主要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地区，共有近1400名，分别代表政治、文化、宗教等组织。大会选举曼德拉为“全国行动委员会”的领袖，并委托他负责向政府转达大会的要求。如果政府拒绝召集国民大会，将在全国各地举行“待在家里”的示威活动，为期3天。散会后，曼德拉立即向养病中的卢图利汇报，随后赶回比勒陀利亚听候审判结果。在叛国罪审判一结束，他即转入地下，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领导运动。
  与此同时，独立的非洲国家给予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以全力支持。当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于1961年3月25日至30日在开罗举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均派出代表团参加。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团团长纳纳·纳尔逊·马霍莫在发言中要求大会通过决议，促使所有非洲国家全面贯彻对南非和南非货物实行抵制。大会最后通过决议，谴责继续在南非投资的企业，建议英联邦国家同南非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呼吁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和世界爱好启由的国家：
  1．断绝与南非的外交关系；
  2．禁止南非的船只和按该国法律登记的其他船只驶入它们的一切港口；
  3．不让它们自己的船只进入南非的港口；
  4．抵制南非的货物；
  5．拒绝南非联邦政府的飞机和按该联邦法律登记的航空公司的飞机使用它们的机场；
  6．号召东非和中非泛非自由运动并号召其他非洲地区，阻止劳动者在南非联邦的矿井和工厂中就业；
  7．号召非洲和全世界的工会和劳动者拒绝装卸来自或运往南非联邦的货物；
  8．热烈欢迎国际足球协会驱逐南非联邦的意图，并鼓励成立非洲国家体育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