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

  这个决议给流亡在外的两个被南非政府宣布为“非法”的组织的办事处和在南非国内正在进行地下斗争的解放运动以极大鼓舞。当时南非的民主力量正在曼德拉的组织下准备对政府施加压力。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致函维沃尔德，指出如果不顾广大黑人群众的意愿，一意孤行地建立白人共和国，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也正是在这一天，未来南非共和国的宪法在议会经过辩论以后被大总督通过。根据计划，南非联邦将于5月31日成为南非共和国。曼德拉在信上指出，只有召开“拥有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才能避免出现危险的局面。对于这封信，南非总理未予答复，只是在议会辩论时承认收到了曼德拉的信，并称曼德拉态度狂妄。
  5月上旬，曼德拉又写信给统一党领导人，该党为议会最大的反对党。他希望统一党能审时度势，与绝大多数黑人团结起来，孤立国民党政府，共创南非的新未来。但统一党虽然对国民党的政策表示不满，但该党领袖德·威利尔斯·格拉夫从未想到过消除白人统治。他的策略是鼓励黑人中产阶级，并保证上台后将对合格的非洲人免除通行证限制。对曼德拉的提议，他没有给予答复。
  鉴于政府对建议不予理睬，曼德拉号召5月底在全国举行3天罢工。从5月下旬起，警察开始进行大规模搜捕，共逮捕数千人。集会被禁止，印刷所遭搜查，罢工传单被没收。曼德拉对警方的野蛮行径表示抗议，但白人报纸拒登他的声明，并警告人们不要响应他的号召。同时，在大肆渲染黑人的颠覆计划的烟幕中，白人纷纷成立自卫队或突击队，以反击所谓“最新动乱”，一时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1961年5月29日，南非各地群众响应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号召，开始了为期3天的罢工，罢工采取的是待在家里的形式。伊丽莎白港的反应最热烈，经过29日一晚的动员和准备，5月30日有75％的人参加了罢工。还有一些大中学校的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曼德拉描述了这次罢工的情景：
  在罢工开始之前和罢工期间，面对政府和雇主空前的恐吓与威胁以及新闻界大肆的欺骗与歪曲，南非热爱自由的人民对彼得马里茨堡会议的历史性和挑战性的决议给予了巨大的、坚决的支持。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城乡的商人，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学生，被真正的爱国主义所鼓舞。他们面对失业、撤消营业执照和丢掉学业的威胁，都挺身而出，以感人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反对少数人强加于我们的白人共和国。鉴于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敌对力量的强大的阵势，以及我们工作条件的艰难和危险，我们取得的成果是最鼓舞人心的。
  但是，从整体上和造成的世界影响看，这次罢工是不成功的。曼德拉不得不在罢工的第二天即宣布停止罢工。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他坦然承认罢工组织得不理想。然而，从南非政府不得不调动大批军队和动员其他力量来镇压这场和平罢工这一点看，罢工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第一，非洲人国民大会虽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人民对它的号召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第二，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组织这一场罢工，向整个世界、南非人民和非国大成员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已在新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仍具有战斗力。第三，南非政府的镇压业已表明，虽然它可以宣布非国大为非法组织，但掩盖不了这一事实：非洲人国民大会已成为政府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罢工后，曼德拉开始考虑新的斗争方式。他在接受采访时郑重声明：“如果政府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来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头脑中，非暴力政策的一章正在结束。”此时，他尚未正式提出暴力斗争方式，只是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行政策提出质疑。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仍然坚持非暴力手段，曼德拉尖锐地提出：“当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政府所采取的野蛮行为，给非洲人带来那么多痛苦和灾难之时，继续呼吁和平与非暴力，在政治上是否正确？”
  在与几个意见相近的领导人商量之后，曼德拉提出了一个能为广大会员所接受的方案：有限制地使用暴力。这是一种针对财产而非针对个人的破坏运动。不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亦不袭击南非军队和警察，更不使用暗杀手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担心任何“不加区别对待的暴力”可能激起南非的种族战争。因为非洲人对白人和白人政权是恨之入骨的，而白人政权总是以大规模的屠杀来对非洲人的反抗施行报复。随着政府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围剿搜捕，曼德拉依靠人民的支持，继续从事新时期的组织恢复工作。
  6月份，南非警察局已发出逮捕曼德拉的通缉令。全国行动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认为曼德拉应坚持斗争，不要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曼德拉表示接受这个建议，“我将不向一个我不承认的政府投案。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认识到，在这个国家当前的条件下，把自己交给警察，寻求廉价的牺牲是幼稚和犯罪。”前面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这个任务意味着一条更为艰难的路，曼德拉清楚地认识到，它比坐牢更承担风险和困苦，“我不得不与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不得不离开我的母亲和姐妹们，而在自己的土地上像一个被流放的人那样生活。我不得不关闭我的事务所，丢掉我的职业，像我的人民中很多人那样，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
  在临离开的那天，曼德拉回了一趟家。他没有时间和温妮卿卿我我地叙别，温妮忙着为他打点行装。可是，当她提着准备好的大旅行袋出来时，曼德拉已经走了。她甚至没来得及说声“再见”，她可爱的丈夫就告别了。温妮后来回忆道：
  在第二天下午的报纸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他出现在披得马里茨堡，给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大会讲了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对他的禁令已经到期了。看到丈夫作为家庭的一员合法地住在家里，那是最后一次。我们没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下他彻底献身的决定。
  我觉得他是不忍心告诉我。尽管他表现出那样坚强的意志和力量，他内心却充满柔情。在那一个星期里，我注意到他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我记得当时曾问他是否有什么事使他担心。后来，有一天在洗他的衬衫之前，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单据，他付了6个月的房租——那是很不正常的。我想，他正在试图减轻我的痛苦，想办法让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比较轻松地面对生活。此外，我们的汽车有些毛病，他突然把它修好了，停放在车库里。
  这就是他转入地下斗争的那天。接下来便是极为艰难的日子。
  很明显，曼德拉在转入地下之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为了尽量减轻温妮的负担，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人民的事业和家庭的温暖两者之间，他毅然地选择了前者。
  维沃尔德政府用尽了一切恐怖、威胁和残暴的手法来对付南非人民、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领导人。警察力量在1955年只有20000人，到1962年已达50000人。另外，政府还有组织地、单独或集体地把白人都武装起来。它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成立了“斯凯特民团”（狙击小组）、步枪俱乐部、妇女手枪俱乐部等组织。据国防部长表示，在300万白人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动25万名男女投入行动。
  在加紧镇压的同时，南非政府积极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然而，这一所谓的“班图人自治计划”遭到了广大黑人农民的强烈反对。一些农民组织继续进行地下活动，集会一般均在夜间转移到树林里或山区举行。1960年8月，警察在特兰斯凯的恩库扎山发现了这样的集会，他们就马上对群众开枪，打死了11人，还打伤了很多人。1962年12月，警察又对在特兰斯凯的卡马塔举行的农民集会开火，打死了6个人。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许多农村地区早已于1957年就被宣布非法了，农村仍然是动荡不安的地区。一方面，南非政权强行建立班图政权，拉拢一些驯服的酋长。另一方面，这种种族隔离的计划一次又一次遭到抵制。曼德拉曾指出：“一个又一个酋长，因为抵制‘班图政权’计划而被废黜或被驱逐出家园。班图斯坦并不是为表达非洲人民的意愿，而是征服人民的工具。”不幸的是，温妮的父亲竟然支持政府的政策。当南非政权扶持起曼德拉的那位堂兄凯泽·马坦齐马酋长统治特兰斯凯班图斯坦时，温妮的父亲成为土地和农业部部长。
  为反抗政府的班图人自治计划，温妮的家乡庞多兰的农民举行了起义。这场起义长达9个月。一个由起义领袖组成的称为“英塔巴”的组织从1960年5月起，开始在这块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对大约180000人实行某种程度的权威。这一组织取代了传统的酋长法庭，在涉及土地分配等问题实行仲裁；更重要的是，它无视政府建立的班图权威机构。在英塔巴的领导下，黑人群众杀死了17名酋长、头人及其卫兵，使所谓班图权威系统陷入瘫痪状态。
  政府对这一反抗进行残酷镇压，但遇到的是更强烈的反抗。起义者一方面派人躲过警察的搜捕，潜入城市，来到曼德拉的家里征求意见；另一方面，他们继续对与白人政权合作的酋长进行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