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

他说：“我发现曼德拉可能天生是个领袖，我开始尊敬他。”这位代号为466／64的重要政治犯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深得其他人的尊敬。尽管他一向温和，但格列高里注意到他有一次真正发火了。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说他是个浪费时间的“黑鬼”。曼德拉极其气愤，他用颤抖的声音狠狠地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拯救你。”
  在看管曼德拉的15个看守里，格列高里与曼德拉关系最融洽。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谈各自的遭遇和各自的家庭。格列高里回忆道：“我们喜欢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高大的橡胶树下交谈，互相理解，从不为政治问题争论，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格列高里对温妮也很尊重。有时温妮探监时坐下来等曼德拉，格列高里则很诙谐地说：“您的丈夫马上就来。他正在冲澡和刮脸。为了您，他非要打扮得潇洒漂亮不可。希望您不要在意这几分钟的延误。”从来没有白人看守对温妮这样和气地说过话。一旦探望结束时，其他看守总是恶狠狠地喊：“时间到2”而格列高里则会说：“曼德拉夫人，还剩下最后五分钟。”
  曼德拉与格列高里的共同不幸遭遇也使两人更接近。1970年，曼德拉的大儿子因车祸不幸身亡。4年以后，格列高里的儿子也死于车祸。这种相同的家庭悲剧使两人经常长时间恳谈。格列高里还抽出时间为曼德拉处理家庭危机。如有一段时间，曼德拉的第二个儿子马加索不肯上学，这引起曼德拉焦急万分。后来，由格列高里出面，将马加索送进了学校。以后，又送他读了大学。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了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这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对于铁窗里的曼德拉而言，外来邮件和家属探监占有他生活极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他的孩子们的探望更使他欣喜若狂。因为监狱有规定，2岁到16岁的孩子是不准到监狱探视的，所以津妮长到16岁时，才又一次看到阔别了11年的父亲。她后来回忆：
  他有16年没抱过孩子了。他见过我们，但从来没有模到过我们。我担心他会受不了。但是我想，如果我能鼓起勇气，那么爸爸也就不会瘫倒下去。我向他走去，差点儿把孩子掉到地上。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直接接触。我把孩子交给丈夫，猛地跑向爸爸。我们一定相互拥抱了很久很久。爸爸身后站着两名警察。后来，爸爸接过孩子，一直抱在怀中不放。他留意到孩子该换尿布了，他甚至拍她打饱嗝儿，仿佛他完全知道该做什么。他和孩子一起玩，一直玩到她睡着了。
  曼德拉不仅关心孩子们的成长，更关心她们的事业和志向。二女儿津荠热情奔放，很像妈妈。她读完中学回到南非后，因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因而不能出国深造。她长期陪伴着孤独的母亲，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怀着对父亲的深深眷念，她写道：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散落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一个家庭。
    那树干，我的父亲，
    那枝桠，全靠它支撑。
    那果实，
    是孩子和爱妻，
    他们对他珍贵无比。
    他们该是多么甜美，
    多么可爱，
    可是却都撒落在地。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意味着幸福，
    被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曼德拉不断从来信和来访中得知津荠的成就，十分高兴。他在给津荠的信中写道：“你已收到你的第一笔稿酬支票，在你这样的年纪，这是一项不小的成就。”他又告诫津荠：“写作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它可以把你直接推向世界中心。而要成为第一流的撰稿人，你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艰苦劳动，寻求美好而新颖的主题和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准确地使用词汇。”
  在曼德拉的鼓励下并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津荠在1978年出版了她的诗集《我的黑皮肤》，同时她的书还获得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奖，这是专门奖给描写无私和人类尊严的优秀儿童作品。她还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从事父母因遭囚禁和放逐而不能参与的事业。
  温妮的探视对曼德拉来说有如阳光和水分。每次，他急切地盼望温妮的到来；会见结束后，他仍陷入那深深的怀念之中。有一次，他在信中说：“你身体是瘦了一点，不只我一个人这样看，但看上去仍然很好，十分富有魅力，尤其是在星期天上午，当你佩戴的耳坠一直垂到胸前时！探视结束的时候，我真想亲吻那块玻璃隔板。”然而，有一次，温妮要求探监的要求被拒绝了。拒绝的理由荒谬绝伦：曼德拉不愿看到他的妻子！
  曼德拉气愤已极，他去找看守官普林斯中尉。这个在犯人中已臭名昭著的中级官员颇为轻蔑地说：“我想您夫人是想捞点知名度。”这种恶意中伤使曼德拉几乎失去了理智：这帮无人性的东西！我的温妮被这残酷的制度折磨得不成样子，他倒编出这种理由。曼德拉对普林斯挥舞着自己的拳头吼起来，他冲出监狱办公室，将门嘭地一声带上。
  监狱当局很快就指控曼德拉行为不检，威胁监狱长。曼德拉听到这消息后，可谓求之不得。他立即准备了一份反指控书，对普林斯、他的上司、整个监狱当局和种族隔离制度提出指控。但他的辩护律师对他的辩护方式不赞同，认为这会激怒法庭和监狱当局，形成对抗局面。“激怒？谁激怒谁？”“我们不是处在一种对抗的社会吗？我们不是目睹了一幕幕白人警察殴打逮捕黑人示威者的场景吗？我们不是看到了赤手空拳的黑人被枪杀后的尸体和血迹吗？这些不是对抗又是什么？！”曼德拉愤怒地说。曼德拉坚持他的辩护方式：没有道歉，只有反指控和大胆的挑战。
  然而，这一场挑战却因为监狱当局的卑鄙伎俩而无限推迟了。原来，在曼德拉与他的辩护律师商量对策时，所有的谈话均被窃听了。这样，曼德拉的挑战策略在他挑战之前即被对手全部知晓。色厉内在的对手是没有胆量在这种场合下出庭的。他们在策划新的阴谋，在策划如何将曼德拉的全部辩护材料没收。但是，曼德拉的警觉，他的法律知识，他的知名度和他的胆量，使监狱当局的企图又一次失败。
  此计不成，又生一计。窃听事件发生后，监狱一方面不得不修改监狱法规，以对付曼德拉的指控，监狱当局干涉他的合法咨询律师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又将曼德拉所邀辩护律师访问罗本岛的日期推迟。一天，曼德拉收到律师的信，告知审判将于某天举行。与此同时，狱方也告诉曼德拉审判将在那一天举行，他的辩护律师也获准代表他出席审判。然后，当那一天快到时，曼德拉的律师突然收到狱方的通知，告诉他不必再来，因为指控曼德拉的起诉已被撤消。
  曼德拉并未被告知这一变化。当他带着辩护材料充满信心地走进法庭时，才知道他的律师没到。随后，法庭宣布撤消对被告的起诉。这时，一群监狱官员围上来，威胁说：“请你交出所有的辩护材料。”这真是一场厚颜无耻的偷袭！最后，曼德拉的这些材料被收走了。经过曼德拉长期不懈的斗争，监狱当局后来不得不将这些文件退还曼德拉，但却禁止他将材料转交给他的律师。
  为了充实自己并为将来出狱后的工作作准备，曼德拉抓紧监狱的每一分钟时间学习，他的学习热情带动了其他的难友。他起初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时，监狱当局同意他继续攻读伦敦大学法学学士的课程。在学习中，他遇到了难以克服的资料困难。伦敦大学的法律考试要求学生了解英国法律方面的最新发展状况，而身困囹圄的曼德拉不可能及时得到这些最新资料。1968年，监狱当局开始阻挠犯人的自学。首先，一切研究生课程均遭禁止，而且法学士被认为是研究生课程，也一起被禁。当局告知曼德拉，他只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完成这一课程。没过多久，他就被禁止继续攻读法学士课程。
  1968年至1969年间，狱中的学习遭到了各种阻碍和限制。犯人自学需通过函授学校，而监狱当局则大肆败坏函授学校的名誉。同时，大学人学考试的函授课程也大大受到限制，如法律、历史、商业法、速记和打字等科目都不能读。在函授语言课目中有茨瓦纳语、科萨语、祖鲁语、阿非里卡语、英语、法语、德语，但犯人并不允许学习所有这些语言。茨瓦纳语、德语、法语即遭禁止，理由十分荒唐：监狱当局没有适当的检查官来检查这些语言的教科书。1976年，曼德拉又开始计划攻读商学士。为了进一步了解外部情况，分析国内政治动向，曼德拉又在监狱里自学阿非里卡语，并通过六级考试。
  其他的政治犯也抓紧时间学习，他们中收获最大的是被难友们称为哲学家的戈万·姆贝基，他在服刑期间竟然获得3个学位：文学士、经济学学士和荣誉文学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