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

当一位现场采访记者问情况是否在恶化时，索韦托镇的警察指挥官丧气地回答：“还能再糟吗？”
  温妮·曼德拉目睹了这一事件，她为孩子们的英勇无畏深深感动，并记述了当时发生在大街上的情景：
  孩子们拣起石块，拿起垃圾桶盖子当盾牌，面对机关抢走去。他们并非不知道白人已全副武装，他们是冒着重机枪的弹雨前进的。到处都可以闻到火药味。孩子们在街头死去。一批人死了，其他人仍然迎着枪林弹雨前进。没有人低估敌人的力量，我们知道敌人已武装到牙齿。但是孩子们意志如钢，充满着对自由的渴望，他们准备用石块去对付机关抢。这就是当你想要打碎压迫的枷锁时会发生的事情。除此以外的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
  随着事态的发展，孩子们的父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8月5日，黑人工人举行了罢工，为期三天。新一代的青年领袖切基·马希希尼指出：“我们南非的黑人公民没有武器，我们惟一可以给这个制度造成打击的是使其经济瘫痪。”当时南非正处于经济萧条期，黑人工人因罢工要失去生活保障，即使这样，各个公司的缺勤率仍高达40％至90％。8月3日，又举行了一次“待在家里”的罢工，约翰内斯堡的缺勤率高达80％。市商会不得不承认罢工严重影响了约翰内斯堡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进行急剧变革以促使一个“稳定的黑人中产阶级”的产生。第三次罢工发生在9月13日，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兰德金矿的工人也加入进来。据某些工业和商业部门的统计，缺勤率竟高达98％。第二天，开普敦工人也加入了这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约50万工人待在家里，而且开普敦的有色人种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在市中心展开巷战，并第一次攻占了这座不对他们开放的都市中心。
  到1976年底，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已达360人，有的则认为共有500名可以辨认的死者。而南非总理沃斯特竟然宣称：在南非没有危机。
  1977年，事态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韦托约4000名学生示威游行，反对班图教育法并烧毁课本和试卷。政府宣布实行宵禁。5月，索韦托居民又一次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增加房租，当局慌忙撤回其决定。一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说得好：“如果我们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停止斗争，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同志们的死？”
  1976年6月17日，即索韦托屠杀开始的第二天，温妮和神学家及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马纳斯·布特莱齐、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一起成立了“黑人家长协会”。协会里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以教会人士居多，而温妮是执行委员会中惟一的女性。尽管它是一个福利组织，但黑人学生把这个家长协会看作代表他们说话的机构，并委托协会代表去同当时的警察部长克鲁格谈判。另一方面，政府则十分自然地将它看作学生的喉舌，一个警察局官员竟粗暴地斥责温妮和其他代表。他恶狠狠地对温妮说：“你知道吗，温妮·曼德拉，你要对此负完全的责任。”温妮气愤已极，抓起所有手边的东西向他扔去，回击说：“你们这些杀人犯，杀害我们孩子的刽子手，居然还有脸说是我们挑起的暴乱！你去阻止那些恶棍在街上枪杀我们的孩子！”
  由于温妮敢说敢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因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黑人家长协会用募捐得来的钱为死难的学生开追悼会，举行安葬仪式。她热情开朗的性格也使她最有条件去填补激进的青年一代和持重的成年人以及各种不同派别之间的鸿沟。恩塔托·莫特拉纳曾高度评价曼德拉夫人在协会里的作用。他说：“作为执行委员会里的惟一女性，她比男人还能干。她很有权威，诚实、正派。最重要的是她很勇敢，具有我和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没有的胆量。”
  政府当局坚持认为这场学生们的斗争是曼德拉夫人在幕后操纵指挥的。1976年8月，温妮·曼德拉与其他12名妇女一起被捕，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城堡监狱。在监狱里，温妮仍是那样顽强不屈。她为普通犯人打抱不平，为政治犯伸张正义。难友塞莉·莫特拉纳因牢房的窗子漏风而向看守反映，但没有结果。后来，她把自己的床垫和毯子搬出来，拒绝回牢房。在温妮的率领下，所有的女政治犯都呆在外面，并宣布要等窗户玻璃修好才搬进去。在她们的斗争下，窗户玻璃第二天就装好了。塞莉·莫特拉纳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同许多领导人一起工作，有些人很独断专行。但温妮却是充满挚爱，脚踏实地。无论是对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她都是一个样。”
  1976年6月的索韦托学生暴动，虽起因于当局关于使用阿非里卡语的决定，但实有更复杂的因素。60年代末，因领导人被捕或流亡而陷入低谷的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又开始复苏。1968年，黑人大学生脱离了由自由派控制的大学生同盟，自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南非学生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既标志着黑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同时也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著名的新一代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是南非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创始人。
  比科出生于1946年，是在种族隔离制形成并充分发展的岁月里长大成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维、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个方面均是在隔离发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1966年，他考人纳塔尔大学医学系，但在1972年6月被开除。随后，他开始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主要是参与黑人社团活动。与老一辈黑人运动领袖不同，他和他的同志们不再将平等，而是将解放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认为，黑人解放首先应是思想和心理上的解放，并号召黑人去掉自卑，树立自信与自尊。
  黑人觉醒运动对于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贡献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黑人的概念。黑人觉醒运动认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是黑人，都是被压迫民族，应当团结一致反对白人统治，争取黑人的权利。从此，黑人这个概念具有了一种新的属性，即泛指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对促进三者的团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索韦托学生暴动一方面是几年来黑人觉醒运动思想意识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南非学生组织的出色组织领导工作分不开。
  另一个因素是南非军队在安哥拉内战干预中的惨败。1976年初，博塔政权在国内进行军事动员，以极大的热情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对安哥拉内战的干预之中。然而，这场干预的结果是国民党声誉的一落千丈。在电视机和照相机跟前，垂头丧气的被俘的南非白人士兵由黑人士兵押送，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好几个非洲国家。这种白人士兵被黑人战士击败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青年，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1975年战胜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的消息也说明黑人完全可能从军事上战胜白人统治政权。
  第三个因素则是处于萧条期的南非经济。高失业率使南非工会运动开展的反抗行动难以得到黑人工人的全力支持。这又弓愧新一代黑人青年对裹足不前的老一辈的反感，而较少的就业机会更加深了黑人青年的不满情绪。一位索韦托的青年在1976年初曾向记者抱怨：“是我们的父母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失败了。”记者们也注意到这两代人的不同，认为“年轻的黑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惧怕警察，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特点”。暴动的学生对警察的蔑视态度也进而证明了这一点。
  对种族隔离制的厌恶当然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对黑人学生来说，班图教育法又首当其冲。从1955年起，黑人就开始交纳教育税，但当白人孩子可以免费拿到课本时，黑人学生却必须交书籍费。1974年，政府答应为黑人学生提供免费课本，但却一直未兑现。随后，政府开始向各个黑人学校运送阿非里卡语课本。这时，黑人学生才明白政府当局所谓“免费课本”的伎俩：原来当局想利用这一许诺来推行英语／阿非里卡语的授课计划。然而，这一伎俩很快就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
  索韦托的毛里斯·伊萨克森学校就是一例。当学生们警告校长他们将抵制任何用阿非里卡语讲授的课程时，校长不得不下令把这些阿非里卡语课本藏起，不要让学生看见。该校的学生级长西可希·姆吉这样回忆：
  开始，当我们看到书籍运来时，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想政府终于提供它早已许诺的免费课本了。但随后我们发现课本全是用阿非里卡语写成的，我们恨死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我们压迫者的语言。当我们听到政府已向各校校长送了课程表，要求在1975年推行阿非里卡语教学时，我们决定应该行动了。……
  在黑人学校，语言是一个很不公正的问题。在小学，要求用非洲语言——科萨语、祖鲁语、索托语等其他语授课，但一上中学，就又要转英语和阿非里卡语。这是白人将我们保持在落后和未受过教育地位的另一伎俩。我们决定不能让他们得W。
  在这次惨案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已无法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