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天裂

在满天火光、杀声震地的原野上，殖民军指挥官六神无主，手忙脚乱，武装乡民前仆后继，杀入丛林中，殖民军死伤一百多人（一说二百多人），武装乡民牺牲三百多人，4月19日午后，石头围之战结束。 
这一说法当然令人振奋，我在小说中也极愿意描写一场抗英乡民大败英军的战斗，但反复研究其他有关文献，总觉得上述说法缺乏足够的依据。英军奥格尔曼上校在1899年5月6日发出的报告中曾详细描述了上村之战：“在下午约2：30的时候，我得到报告说中国人正在向这方靠近。观察局势之后，我看到了不少中国人向我们逼近，意图可能是想袭击我们。我马上命令伯杰上尉去作准备，我不知道哪些没有参加昨天战斗的应派出去，哪些疲劳的士兵应该休整。大概下午3：00，伯杰布置他的士兵各就各位，然后我们在那里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排成三列，队形非常整齐，他们越过干涸的被犁过的田地，挥动着旗帜，大声地叫喊着向我们冲过来，很显然这是中国人一项计划好的行动。他们开始从远处射击，3．5英寸口径的枪弹在我们身旁落下，我们听到了一些来福枪射击的声音，但是好像数量不多。当他们行进到500码之内，伯杰开始向他们开火，以便保证射程，而且能看清楚射击的效果如何。伯杰然后开始前进，看见他们马上掉头狂奔，也忘了开枪。我们继续追击，一直向他们开火，直到他们跑出我们的射程之外。” 
在同一天晚上10：OO，骆克的报告说：“自从我上封报告（指同日下午3：OO的报告，引者注）发出后不久，中国人就袭击了我们的军队。我方无伤亡，中国人的伤亡情况还不清楚。整个战斗期间我都在场。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去锦田，拆下了两个村庄（引者注：指吉庆围和泰康围）的大门。然后我们回到上村，今晚将在此过夜。明天我们将去元朗和屏山。” 
奥格尔曼是上村之战的指挥者，骆克是目击者，他们对这场战斗的记述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如果说这场战斗是抗英乡民大获全胜，英军死伤一二百人，而且战斗到次日午后才结束，那么又怎么解释英军在上村之战的当天去锦回拆下了吉庆、泰康两围的铁门然后又回上村过夜呢？我反复考虑，似无这个可能。所以，民间传说的素材虽然激动人心，也只好割爱，没有采用，而按照比较可信的依据，写了抗英乡民反攻石头围，中了英军的埋伏而失利。 
刘存宽在《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中评述上村之战说：“新界人民的武装抗英，谱写了一页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壮烈史诗。新界地域、人口有限，在抗英作战中犹能动员数千之众，两战于大埔，再战于林村、上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虽屡经失败，付出重大牺牲，仍然万众一心，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战斗到最后关头，可歌可泣。”“此外，抗英队伍作为农民武装，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性也是惊人的。”“然而，这次武装抗英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首先，在抗英发动之前，《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已经签订，租借新界已是既成事实，英国的接管势在必行。当时清政府正因列强纷纷宰割中国而疲于奔命，无力也不敢支持新界人民的抗英义举。这种状况使新界人民失去抗英的后盾和大后方，孤立无援，直接导致了斗争的失败。”“其次，新界抗英队伍的主体是当地的团练，敌方是英国的正规军，抗英者在作战经验、作战训练和组织的严密程度上显然远逊于英方。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劣势也是抗英作战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一番分析和评述是实事求是的。 
“新界”人民抗英斗争的失败是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然而这场斗争的爱国主义性质却不因失败而改变，抗英志士虽败犹荣，虽死犹荣！ 
关于吉庆围保卫战 
根据前引的骆克报告，可知英军进攻吉庆围、拆走铁门的行动发生在4月18日上村之战的同一天，而不是其他时间。 
以往有些书中说到英军攻占吉庆围，往往采用“炮轰”的说法，这也是不确的。据刘崇先生向我提供的材料，可知英军攻破吉庆围是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强迫民工架起浮梯，由工兵运载强力炸药，在围之东北角墙身挖孔填入，将围墙爆破出洞口，而后爆破队和冲锋队攻入。据刘崇先生介绍，吉庆围村民当时曾进行英勇抵抗，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在殖民军优势火力下，横街直巷，洒满鲜血，尸体纵横交错。吉庆围当时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男丁被屠杀者达六七十人，有些系全家被杀。殖民军入室奸淫掳掠，无所不为，频频传出妇女凄厉的叫声，被强奸的妇女多数披发跌足，用布带自尽在竹梯上。 
时隔二十六年，到了公元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香港经济陷入停顿，这是继1921年香港海军船坞工人和电车工人罢工、1922年海员罢工、1924年手车夫和轿夫罢工之后一次规模空前浩大的总罢工，香港各界人民抗英斗争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新界”各区乡民代表一百零二人也于1924年8月24日在大埔文武庙集会，反对港英实施农地建屋补价政策，成立“租界维持民产委员会”，不久改名“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后又改名“新界乡议局”。在此背景之下，港英当局为解决“新界”施政存在的民族仇恨、宗法组织、田土观念三大问题，采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发还吉庆围铁门”之举。 
事情的起因是锦田邓氏后人邓伯裘代表全族乡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铁门是先人遗物，一旦失存，不但体面攸关，而且愧对祖宗，要求查回失物。当时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又译文塔士）应邓族要求，报告英国政府，将铁门追回。 
1925年5月26日，吉庆围乡民举行盛典，庆祝铁门回自，邓氏宗亲及地方名流到场祝贺，港督司徒拔亲自主持了这一典礼。当日吉庆围大门悬挂贺联一副：“南国仰屏藩，恩留郇黏；北门重锁钥，誉羡寇莱。”上款是：“伯裘、伟堂、祯祥列位宗叔台，吉庆围重光纪庆”；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腾、斗星同鞠躬”。据黄建五先生介绍，这副贺联是由他的父亲黄子律老先生为屏山乡绅邓英生代作的。 
吉庆围铁门回归后在门右嵌石碑一块，碑文如下： 
溯我邓族符协祖自宋崇宁间由江右宦游到粤，卜居斯乡之南北两围后，因子孙繁衍，于明成化时分居吉庆、泰康两围，四周均深沟高垒，复加连环铁门，想前人立意，欲筑固吾围，以防御囗符耳。迨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清政府将深圳河之南隅租与英国，斯时清政府未将明令先行颁布，故当英军到时，各乡无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围人民恐受骚扰，坚闭铁门以避之。而英军疑有劳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门攻破，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姑将两铁门缴去。现二十六传孙伯裘，代表本围人众，禀呈香港政府，蒙转达英京，将铁门发还，照旧安设，以保治安，所有费用，由政府支销，史督宪亲临行奠基礼，足见英政府深仁大德，亦为表扬吾民族对于英政府之诚心悦服耳。特铭之于碑，以志不忘云耳。 
民国十四年乙丑闰四月初五日 
立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这块石碑，据说在日占时期，乡民恐遭贻累，用水泥掩没，今已不存，上述碑文系后人抄录，各种“版本”有个别文字出入，但大同小异。通览此文，对邓族历史记载有误，而对乡民抗英斗争和吉庆围铁门被英军掠去的史实的记述则完全颠倒黑白。如前所说，邓氏五大房公认的迁粤始族为邓汉黻，而非四世祖邓符协，此碑文沿用嘉庆《新安县志》之说，与邓氏族谱抵触，不足为凭。至于1899年英军肆虐吉庆围，夺门屠城，前已叙述，绝非碑文所说“英军疑有美民藏匿其间，遂将铁门攻破，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故无薄待情事，姑将两铁门缴去”。所谓“故无薄待情事”实在是极其拙劣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伎俩，欲盖而弥彰，试问：既然“入围时方知皆是良民妇女”，为何还要“姑将两铁门缴去”？把强盗、屠夫行径说成“英政府深仁大德”，把世代不解的深仇大恨说成“吾民族对英政府之诚心说服”，其无耻肉麻，令人不能容忍！据知情人说，此碑文是经过港英理民府和华民政务司捉刀篡改过的，所以呈现这种面目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吉庆围铁门犹存，而那块石碑却不见了，也说明碑文违背事实，不得人心，难以留传。 
英军在1899年掠去吉庆围、泰康围铁门各一副，1925年“发还”时各余一扇，安装在吉庆围，勉强凑成一副，至今我们观察实物仍可看出两扇门稍有区别。 
吉庆围铁门被英军掳去后做何用处？以往一些材料中都说是被英军“运回爱尔兰祖家”，而据刘存宽《香港历史问题资料选评——租借新界》一书所说，则是：“这两扇铁门最后由骆克亲手献给他的顶头上司卜力，作为他以辅政司兼任新界专员的见面礼。卜力得了两扇铁门，乐不可支，他卸任后，将其运回英国，用来装饰他在艾尔勒（Eire）的私邸。”由此可见铁门在英国的下落应为艾尔勒（Eire），而非爱尔兰（Ireland），可能是因为译音接近而讹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