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

口字，字迹已极模糊，经考古人员仔细观察，发现左旁为“邑”，右旁似“音”，铃印当为“部”字。如果这个观察结果不误，此印文就应是“部夫人印”。部，小阜。《说文通训定声》有“部，假借为培”。《风俗通义・山泽・培》载:“部者，卑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印，名之为部矣。”引申可作少、小解。夫人称部，其义称部，其义或许即少夫人之谓。又<集韵》载:“部，姓。”所以也有可能指其姓。在四位夫人中，部夫人似居末位。
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以上关于“口夫人”的这个推断，其中广州外语学院的许国彬教授则认为这个“口”应是“否”字，而不是“部”字。他的看法是:中国自古以来，阴阳八卦盛行，一切事物都用阴阳加以概括，均被列为成双成对。“左”、“右”为方位名，相互对立。君王既授有左、右承相，也配有左、右夫人，这并不奇怪。古时有两妻室的主人，出入坐卧往往主在中间，两位夫人左右陪伴，并有严格的规定，至于哪个有较高的地位，那就取决于当时人们的观念。
从印章的品质看，右夫入的印是金质，其他几枚是鉴金铜印，可见右夫人的地位在四位夫人中最高。
“泰”可作六十四卦之一，乾上坤下与其相对的是“否”，从方位角度来看。“泰”、“否”，可以表示前后或上下，这样便可以和左右相对。四位夫人围绕在君王周围，以“左右泰否”四者形成方阵，既符合古时人们喜欢把事物以方圆排列的习惯，又能表达君王的高贵尊严。
“泰”、“否”在六十四卦中的原意是通与阻，表示了对立两方互相转化的关系。在《周易》中，“泰”谓“天地高而万物通”，“否”谓“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序卦传》对在泰卦之后为什么接着就是否卦作解释道:“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其意就是说:“泰”是通达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永远是通达的，到一定限度就要变为不通达了，所以泰卦后面要继之以否(阻塞)卦。
“否”并不是坏事，如果一开始就很安泰，必将丧失生物继续进化和社会不断发展的活力，所以《周易》还提到过“先否后喜”。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处于泰、否之中就不通不阻，万物一成不变。象岗古墓墓主授有“泰夫人”、“否夫人”之称，可当做他希望自己实现长治久安一统天下的愿望。
正如上述分析，完全有理由认为口夫人就是否夫人。
许国彬的这个论断，在得到部分人的认可的同时，也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看来关于这个“口夫人”的问题，还要在学界争论下去。
至于发现的“赵蓝”象牙印，因与右夫人龟钮金印同出，应属右夫人名章，章上的“赵蓝”两字当是右夫人的姓名。学者们发现，这位右夫人竟和南越王家族同姓，这个现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关于这个问题，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作了以下两种解释:
1，同姓通婚。《左传》哀公十二年有鲁昭公娶吴孟子事;吴王光鉴铭有昊王光女嫁蔡侯之孙事。鲁、昊、蔡同为姬姓。汉人同姓通婚亦不乏其例，如<汉书・王诉传》云，“宜春侯王诉死，子谭嗣，谭死，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又《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之事，也是同姓通婚的一个例证。
2.越女从夫姓。《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统治者提倡汉越通婚，南越国垂相越人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可证。赵蓝有“右夫人玺”金印同出，应以后说较为恰当。
有的学者根据“赵蓝”印的质料间题提出疑义，不同意麦、黄等人的说法，如历史学家黄新美认为:在封建等级制时代，印之质料是有严格规定的。汉朝规定:“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象岗古墓中之“右夫人”，其印文和随葬品的质量均为夫人中之佼佼者，但“赵蓝”覆斗钮印之质料仅与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相同，为地位之最下者。“右夫人”与“赵蓝”这一尊卑上下悬殊之别，该如何解释?黄新美据此认为，若“赵蓝”为“右夫人”之姓名，那么，“右夫人”赵蓝该是从一般宫女得宠而贵为右夫人的。若“赵蓝”不是“右夫人”的姓名，那么，“赵蓝”当是“右夫人”近侍脾女之印，藏之“右夫人”棺内，或许取殉人以侍奉死者之义。
就在东侧室清理时，考古人员还发现“衍”字封泥五枚，大小字体全同，阴刻篆体，笔划纤细略显造作，印而也较小。从这枚封泥分析，“衍”当为人名。汉人名衍者不少，最为知名的要算毒害宣帝许皇后的女医淳于衍。东侧室为姬妾之藏，而且只出“衍”字封泥，由此考占人员认为，这个’‘衍”当为南越宫廷中女官名，东侧室的随葬器物正是由这位女官衍检封入葬的。
凄惨的殉人制度
象岗古墓的人殉，从最早在墓道中发现的守门人，到东耳室中的乐师，以及后来发现的四位夫人等，其殉葬人数之多，类别之杂，这在汉代考古中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考古入员的高度重视。从此前已发掘的中原诸侯王墓来看，未见殉人和殉人的残迹，两汉诸帝陵因尚未发掘，有无入殉还不明了，但《史记》、《汉书》均无相关的记载。汉代封建统治者是否已不用人殉?象岗古墓的人殉又说明了什么?
综观人类的历史，自从出现了阶级以来，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几千年来过着艰辛的生活，一幕幕的悲剧不断出现，而最为悲惨者莫过于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里，奴隶等同于牛马，奴隶主对奴隶可以任意买卖、赠送或宰杀。而人类历史舞台上最为悲惨的一幕，则反映在奴隶主的“人殉”、“人祭”之中。就当代从殷、周墓葬的考古发掘中所看到的情形，真可谓惨绝人寰，目不忍睹。如像安阳侯家庄西北冈的一座殷代大墓，经发掘后得知，墓室中央底部埋有一名执戈奴隶和八条狗。奴隶埋好之后，奴隶主的棺停才开始下葬。撑顶上排列着奴隶主的兵器和仪仗队，使用兵器和充任仪仗队的奴隶也同时殉葬。在墓室四周上下以及墓道内，都埋满了奴隶，发掘时，整个墓内尸首遍地，白骨累累。根据墓中殉葬的情况得知，殉葬的奴隶常常被十人一行或二十人一行反绑牵人墓道，强迫他们东西成排地面向墓室跪着，逐个把头砍下。然后先埋好无头尸体，填土夯平，把人头一个个面向墓室东西成行摆着，再填土夯平。通过发掘得知，仅一个墓中就发现被砍了头的躯体共八排五十九具，头颅二十七组七十三个。还有一些破碎了的尸骨，无法详细统计。经科学鉴定，这些被杀殉葬的奴隶大多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少年，有的甚至是脑门未合的儿童。在安阳殷墟，处处都可发现王陵大墓中人殉的惨景，有的是被活埋，有的是被杀死再埋，一般一个大墓中都要殉葬三四百名奴隶。如武官村的一个大墓中，在掉室两侧殉葬男女奴隶四十一人，墓室四周又排列着头颅五十二个，墓的南边还发现了四排殉葬坑，每坑埋着十具无头尸体，其墓的总殉葬人数已经发现了一百五十二具。
除了人殉之外，还有“人祭”。奴隶主对他们的祖宗和神灵进行祭祀的时候，也要杀掉许多奴隶。如一块甲骨文上记载一次祭祀先王的“多妣”，就用了“小臣(男奴隶)30，小妾(女奴隶)30”，共达六十人。在武官村殷墟王陵区内的发掘中，至1976年时已发现了一百八十一个祭祀坑，每坑八到十具人骨，共近两千人。奴隶主平时还把成百上千个奴隶和牲口牛马一起关养在牢里，专供祭祀和殉葬之用，随时可从中抓出一个活埋或杀掉。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延续了1000多年，直至封建社会开始才逐渐停止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记录了这一情况。如墨子的(节葬篇》中就说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士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并对这种人殉进行了谴责。
奴隶社会后期，一些奴隶主感到用大量的奴隶和牛马殉葬未免耗费生产力，损失太大，于是便想出了一个用明器替代的办法。
明器是殉葬品的忌称，最早见于《周礼》的记载，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模仿的“俑”或“偶”，一是实用品。俑有各式各样的人物、禽兽、用具、房屋、武器等等，实用物品更无所不包。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的两三千年中，形成了一套极为繁杂的埋葬礼仪，殉葬物品也极为庞杂，其中俑和偶是相同的东西，最初是用木头或其他质料仿制成人形，用以代替活人殉葬，后来又扩展到牲畜动物家禽和各种器物。
在安阳殷墟的墓葬中，曾发现有灰青泥质制作的带着桎梏的男女俑，但数量不多，看来这种方法在当时尚未盛行。事实上，直到孔子的时代还用活人、活兽来殉葬。一生呼吁仁善的孔子对人殉固然痛心疾首，对以俑代人的殉葬方法也不赞成。他曾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孔子见这些之乎者也的语言仍不足以引起众人的注意，干脆直言不讳地说:“为俑者不仁。”
这位孔老夫子未免有些糊涂，真正创造和推行以俑代人制度者，在今天看来仍是一个十足的大仁大智之士，此举不知使多少生命幸免于难，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进步之举。
殉人葬俗是奴隶社会中盛行的野蛮陋习，但进人封建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者作为“人”的价值也随之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