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你在青年时期就非常喜欢文学写作。但因服从工作需要，在长期编辑生涯中你几乎放弃了创作。尽管如此，在五六十年代，你曾在《人民文学》发过两篇分别受到两位执行主编秦兆阳、陈白尘赞赏的作品，一篇是1956年发表的战争题材小说《人民的女儿》（笔名许汀），一篇是写毛主席儿女亲家张文秋女士夫君刘谦初烈士的传记《党的儿子》（笔名严午）。 
  1982年春天，我离开《人民文学》，到作协新成立的创作研究室工作 。没曾想相隔不到一年，你也要求离开，一周后即获批准。不过和我不同的是你是通知离休，而我还在工作 。其实你那阵子身体、精神尚好，刚到离休年纪就被告知休息，这在我们机关实属少见。 
  本来还可以工作，却突然终止。这未曾料到的结果，怕是种下了你后来患帕金森病（一种使人的脑神经受严重伤害很难治愈有时致命的病）的病因。不幸的是这时又逢你的居住环境突然改变，你的家迁到劲松小区，左邻右舍没有任何熟人，一栋孤独的大楼里。那几年我常去看你，你心绪不宁，你说出门害怕，看见生人恐惧，已经染上初期的帕金森症。那时就吃不少西药，牙要治，肠胃也不大好。常去医院看病，成了药罐子。而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实际上造成对内脏器官的长期伤害。那阵子你还有点事做，帮《小说选刊》选点稿子，但你已无创作情绪。谈起浙江故乡和你怀念的四明山，你说身体不好，恐怕去不成了，只托我帮忙评论你的一位朋友写四明山游击队的小说，我因事忙，也没顾上评。你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作为知心好友，我眼睁睁看着，却毫无办法。１９９３年，你迁入方庄新居后，我同《人民文学》的朝垠、向前曾邀约一起去看你，我们欢谈并合影留念，那是你精神最愉悦的一天，想不到一年后朝垠突然过世。去年初春赴美探亲前，我又约了《人民文学》的老领导李清泉、好友刘小珊一同去看你，你的病情有新发展，老朋友虽说还相识，但话讲几句就讲不下去了。听你小女儿小缨说，你一时清楚一时糊涂，有时还打开自己的抽屉作看稿状，还瞩咐说“抽屉里有我的东西，你们别乱动”。听到此我非常心酸，这正是你解不开的心结之一呀。这次相别，我心里不是滋味，笼罩着不祥的预感，担心再见不到你。在美国几个月，我最牵挂的就是你。但是痛苦在于你的身体状况使我没法同你用电话或书信交流。你现在走完了艰苦的一生，你永远活在这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之中，活在爱你的人们心中。   
  断忆(3)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７日完稿 
  〓１９９８年3月１４日修改 
  （原载《人民文学》杂志） 
  你的灵魂随着一阵轻烟飞去了，不知飞向了哪里？我早就预感有这一天，我却不能为你做任何事，甚至也不再去看你。人生的痛苦不在形式，而在心里。我的心在滴血，有谁知道呢。当然结束这只有痛苦的生命对你是个解脱。 
  我了解你曾有很庄严的生命。你这个姓氏属浙江的名门望族，你的父亲、姑姑、叔叔都是饱读诗书的才俊之士。父亲许宝驹先生北京大学毕业后曾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后来又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然而他是国民党著名左派，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参加了民盟、民革这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姑姑许宝驯工于书法、绘画，善昆曲，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夫人，叔父许宝暌乃民革中委，原《团结报》社长。你是父亲最喜爱的幺女儿，你这个幺女儿比父亲更激进。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学时，你居然悄悄出走，去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游击队，拿起枪杆子直接同反动派斗争。你曾告诉我有回国民党军队来“清乡”，是个不相识的农妇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掩护了你。讲起这些往事你仍然激动，说将来退下来要重返四明山去，看看那里的乡亲，写点有意思的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你父亲的密友周恩来亲切关照下将你和你的夫君调来北京工作。我初见你是１９５６年春天，你穿着洗得发白的军服，脚上一双青布鞋，人显得清爽、脱俗，只是脸色略微苍白。那时我受命主持《人民文学》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你则很快被选为党小组长。我对你很尊重，但我们关系并不亲密，我感觉你对我有一丝冷淡。其实你是在冷静观察我。我想我那遇事不沉稳，少年气盛的样儿肯定不讨你喜欢。我也想看看你有什么长处。你的长处恰恰是我欠缺的。你待人温和，与人为善，联系群众，对人处事本着求实的态度。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这恰恰容易被人目为“右倾”。１９５７年的反右就是个例子，在整风鸣放中非党群众对党员提意见对你的意见最少，看法也比较好，而在反右中这倒成了个问题，当时的逻辑就是这样怪怪的。你其实是个是非憎爱分明而不愿意盲目追随潮流的人。记得当社会上已有人批评《人民文学》是“修正主义”，秦兆阳是“修正主义者”时，我们两人曾坦诚地交换过看法，你说秦兆阳是好同志、好主编，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人民文学》也没搞修正主义。你讲得毫不犹豫，干脆、利落。正是从这种心的交流和了解，我对你油然生出敬意。反右后我们作了更多这样的交流，彼此的隔阂没有了，友谊从此产生。 
  １９６１年初，上级任命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你为副组长，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实践证明在小说组的工作我俩真是难得的好搭档。你谦虚谨慎，考虑问题冷静细致周到，循规蹈矩，善于关心人、团结人；而我在工作上有一定创意，喜欢猛打猛冲，但处事不够周密。你在许多事情上恰恰起了为我把关的作用。我们互相补充，体贴、谅解、支持，配合默契，这就成了理想的搭档。我俩人团结得好，小说组八个人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何愁工作做不好？当时正处三年困难期间，稿源缺，但只要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编辑的积极性和作家的积极性），实际上局面很快打开，稿件源源而来，佳作涌出。我现在仍清楚记得，《人民文学》当年获得好评的小说，像方之的《岁交春》，谢璞的《二月兰》，张天民的《路考》，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老作家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冯至的历史短篇《白发生黑丝》，汪曾祺的《羊舍一夕》和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哪一篇没有你参加策划、复审的劳绩！小说版面因之很快走出了低谷，这是当年文学界有目共睹的。我还要说你在编辑工作岗位上长期为读者、作者默默无私奉献而又高标准、严要求，律己甚严的敬业精神和对每个同事大姐姐般的细心关爱，使我们这个小集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强大融合力、凝聚力，这更是难得的。有了相互关爱、融洽相处的友情；有了心与心的交流、体谅，于是共同意愿、志向凝成的力量，那就可以“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了。当年小说组成员大部分还健在，他们或许能够为我们作证。 
  我回首往事，觉得60年代，这是一段美好的值得珍惜的时光。我们的友谊还在继续加深，因为它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狂风恶浪的考验。“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反修防修”，毛主席发动群众对他曾经很亲近的战友们展开攻击，这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一条。那天机关里组织大家去八大学院看大字报，我们对地院东方红揪何长工极为反感。你说你见过何长工，是位可敬的革命老人，谁人不知他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会师的牵线人，他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我说几十年革命出生入死一起走过来的人，总该有个基本了解、基本评价吧，怎么一夜间就成了敌人呢？这样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革命传统会丢掉，人与人的关系乱了套。我们找了一处僻静小饭铺用餐，其后又谈了许久，达成了深深的默契。不管单位、社会怎样闹腾，反正把同志当敌人，咱们不干。随后的事情我不想多说。１９６６年８月我开始受冲击，公布了我的“三反罪行”。年底我被揪进“牛棚”。１９６７年１月最寒冷的日子，“牛鬼”们被从顶银胡同迁回文联大楼，改变了对机关运动闭塞、隔离状态。那天早晨，我正在大楼四楼走廊灌开水，抬头忽见墙上有几条醒目标语：“许以是钢杆保皇派”“保皇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能感知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有好久没见你了，真想看见你。幸运的是又一个早晨，还是在四楼走廊上，远远地我看见你走过来了，这时走廊上就我们两个人，到了我跟前，你忽然冲我璨然一笑，低下头快速地走过去了。心的交流，常常不需要任何语言，你瞬间的笑颜，在危难时刻袒露了你金子般的心，它像“开不败的花朵”开在我心上。   
  断忆(4)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关在牛棚的三年，最难受的是与知心好友长期隔绝，等于是“生离”。当１９６９年６月３日，工、军宣队宣布解放了我，我终于回到十几年耳鬓厮磨在一起，我最好的朋友们中间，不用说彼此洋溢的欢乐情绪，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其感觉跟“乐莫乐兮新相知”差不多。我记得在长途步行拉练中我一直和你一起，晚上又在月光辉耀的松林山坡并肩坐下谈至深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仍然回味我们之间像天真孩童般亲密的情谊。 
  最难忘是干校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