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那么，这小说对我来说究竟有哪些印象深的东西呢？一是作者以“无冕之王”的视角历史地全方位地大体按照时空顺序几乎涉笔了一个省范围内从官场到“三教九流”几十年的社会生活；然而本书的重点、精彩也是成功之处显然是解剖官场、一个省报社———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及西北干旱区农村。二是有一批写得成功的人物，如高原省历届省委书记章宗良、王泽元、谢维江、杜一平，他们有官场人物的共性又各具特色；又如处在全书中心位置贯穿始终的第一主人公记者兼省委幕僚的方文敏、第五届省委书记吴振奇、县委书记及引通济秦指挥王玉书，他们是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是中国的脊梁。再如我将他们目为反派的野心家、投机家彭勃，风派人物、宣传部副部长卫文海，极“左”派、投机家文大同和余维山、郝健人之流，也富有典型性，刻画细致，生动传神。三是读完全稿，不由引发人对体制改革问题的反思，这也是难得的。下面谈谈关乎作品修改的几个问题：1. 关于小说的体例，我同意书的内容简介中讲的此书接近传统野史小说。但我主张不一定标上“写实”二字，以免跟近年颇为盛行的“纪实小说”之类混同。这类标榜本身就是矛盾的，小说就意味着有虚构，哪能全是纪实呢？这类真真假假的“纪实小说”已经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引来作者与“模特儿”之间一些官司纠纷，得不偿失。2. 小说无可避免地涉及了当前某些敏感复杂的政治问题，建议a. 让事实说话，尽量避免评议，b. 采取恩格斯说的倾向性愈隐蔽愈好。c. 采取中国传统小说中某些“皮里阳秋”、“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等手法。d. 仔细推敲，删除某些不必要的直露的话。3. 关于小说的视角，“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者毕竟应与小说第一主人公方文敏保持一定距离，就是说比他站得更高更超脱点。这点可向《红楼梦》作者取点经。曹雪芹跟小说第一主人公关系密切，但他比贾宝玉站得高。这种两个人视角混杂的情况，望兄修改时适当注意。４. 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性是人性中很重要的成分，自然不必回避。但我以为还是可以适当节制，以典雅、美、尊重女性，不恶俗，少副作用为佳。５. 整体来说，我觉得小说开头结尾比较平，“龙头”“凤尾”比较平，大“猪肚子”很精彩。再就是文字赘累、重复之处似还可以删。６. 我觉得尊作的修改属于细致地推敲、删改，文字语言精益求精，似不必伤筋动骨地去做大手术。以上意见供兄参考。出书的事我想找作家出版社的朋友们联系一下，他们出书是比较快捷的。   
  “花甲”已过的新作家(3)   
  弟 光群 １９９７，７，１３。 
  以上是今年７月１３日读毕孙民兄长篇稿写给他的一封信。１１月３０日接孙民兄信，言书稿经过听取各方面朋友们的意见，数月埋首，修改定稿，于１０月初送达作家出版社。该书稿已于近日经出版社肯定，他们已基本定稿，无大改动，不需作者再事修改。得此信我甚觉欣慰。 
  （孙民的近百万字小说《盛世幽明》，1998年上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书。） 
  1997年12月23日   
  青海采风(1)   
  ——写青海民族作家群 
  1986年炎夏盛暑，我来到了清凉世界，那是青海省会西宁。我应邀给青海文学院的学员们看稿、讲课，有幸结识了高原上一批新作家，留下难忘印象。 
  首先，初次相识的青海省文联主席、藏族诗人格桑多杰便是个十分令人尊敬的人。记得在饭桌上，他热情、坦诚地向我介绍青海藏族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创造，并以自己的家乡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为例，讲述那儿的宗教寺庙，如何世代相沿地培养着本民族在宗教、医学、建筑、雕塑、绘画等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以及作为文化象征的这些寺庙在十年动乱期间的劫难和近几年的恢复，给我增加了闻所未闻的新鲜知识。我早就知道，在我们民族大家庭里，藏族是个有悠久历史传统，有独特文化艺术创造的民族，而今在诗人格桑多杰身上，正体现了藏族这种文化传统和素质。他是省委领导成员、文联主席，除了写诗，正致力于新时期青海省多民族文艺人才的培养、开发。青海省文学院便是在省委和省文联的关怀下应运而生的。听着格桑多杰具体生动的介绍，我对青海文学院各族学员和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好奇心。 
  在学院负责人程枫同志拿来的一摞摞中篇小说稿中，藏族青年作家多杰才旦的《我和三个白度母》立刻吸引了我。我走过青海、西藏许多喇嘛教寺庙，那些白度母、绿度母哪，都是些容貌端庄、身材秀丽的仙女塑像或者画像。看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我猜作家写的可能是作品男主人公和三个藏族青年女子之间的关系，我猜对了。但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那位纯朴的藏族男青年在不同际遇中与三位“卓玛”（“卓玛”，是藏族姑娘爱用的名字，藏语的意思是仙女，也就是相当于宗教里头的白度母、绿度母……）之间，超乎情欲之上的关系，还是叫我非常佩服、信服。例如“我”和年轻、美貌的藏族姑娘、州打字员意乐卓玛（意为贤慧的白度母）有一次难得的山林同游，“我”为意西的外貌和内心美所倾倒，差点儿堕入情网，但实际上双方都保持着理智，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又如“我”和牧女德洁卓玛（意为温柔的白度母）一家亲同手足，夜晚在帐篷里单独相处时，德洁对“我”表现了亲昵的意向，但我忆起德洁已有对象，便巧妙地回绝了。“我”的这种举动，得到了姑娘的理解和尊重。这些，我以为颇恰切、细致地表现了在悠久文化传统与新社会环境熏陶、影响下，藏族新一代男女青年高尚、纯洁的心灵与对更高的精神文明的渴求。正像作者在作品中愤愤然发的议论那样：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藏族姑娘，远不是一般的七八流作家所想像的那样在两性关系上很随便，一推就倒。”时下，确有个别“七八流作家”，以把少数民族（包括藏族）中的两性关系写得污秽不堪为“时髦”。读了多杰才旦这篇作品，顿觉清新爽目，好似向文坛吹过一股清润的风。再则，作者写小说的技巧也是相当纯熟的，行文自然、浑成，毫无斧凿痕迹；感情真挚，毫无忸怩作态。读罢小说，自然想会会作家其人，可惜他远去牧区，不在西宁。 
  我读的第二篇小说是青海蒙族青年作家察森敖拉的《无词的摇篮曲》。察森的作品我读过一些，如发表在《当代》1986年第3期的短篇《被拒绝的吻》。而中篇小说《无词的摇篮曲》，我觉得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又跨进了一大步，青海海北牧区的生活气息是那样浓郁。例如，小牧羊女巴达玛感受的祁连山区那奇诡莫测的神秘世界：“……一只黑色的秃鹫叼着小羊羔飞上了天空。她看得清清楚楚：小羊羔在秃鹫的爪子里挣扎着，叫喊声那么凄惨。她望着秃鹫，抡着抛兜追呀追。大羊的叫唤声在她身后响成一片。当她正追赶的时候，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狡猾的秃鹫叼着小羊，飞过浩门河，落在对岸的小山包上。巴达玛的眼睛里涌着泪花，拣起圆圆的鹅蛋石，装进抛兜，对着秃鹫打。可是秃鹫落得太远，怎么也打不到。‘咩咩’一声，小羊羔的妈妈，那个黑眼圈母羊，从巴达玛身旁窜出来，跳到河里去了。湍急的河水一下子把它冲出好几丈远。‘咩嘎嘎……’浪头一次次把它埋没，那对黑眼圈一次次冒出水面。那声音越来越微弱，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个汹涌的浪头把声音连同那双黑眼圈吞没了，再也没露出水面。可它的叫唤声还在河两岸回响，完全变成了‘娃娃呀———”这一幕活龙活现震撼着孩子心灵的自然界的惨剧，还有母性之爱，我读了真有惊心动魄之感。如果不是对牧区生活有深切的体察，加上一颗敏感、善良的艺术家的心，我想不可能有这样精妙、老到的描写。全篇正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光与独特感受，写了善良、热爱劳动，用那母性的无私奉献，含辛茹苦地负重一生的祖母额吉的形象；写了那头也是无私奉献却结局悲惨的老白牦乳牛以及它和老祖母、小女孩之间无言的感情交流。从祖母身上，我感受了一种动人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好像自己的心灵也被净化了。太好了，太需要了，体现在千千万万中国劳动妇女身上的母性之爱———“无词的摇篮曲”！但另一方面，这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在生活里却常常得不到周围人们的理解、重视、关心，正像那头有象征意义的老白牦乳牛，老了，在人们心中不过视之为无用的、可以弃之如敝屣的废物罢了。谁珍视它曾有过的奉献呢！这又引起人们的深思。作者以冷峻的态度，生动如画的笔法，展现给我们这个生活的悲剧，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刻透视与思索。这不是对生活和人物没有深知，没有理解与热爱的作者能够做到的。全篇无一字空洞、抽象的议论，但那丰满的形象细节以及它所透露的生活哲理，深深地感染、打动了我。我极想见到这位作者。感谢青海的文友给我机会，我到了作者生活在其间的海北藏族自治州。7月22日，我抵达州首府浩门镇，晚上即去看望察森，在他家里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