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当然，还有文艺界的领导人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同志。 
  感谢《人民文学》，让我有机会亲历了文艺界几十年风风雨雨，亲自观察感受了中国文坛各式各样的人物。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恶的、令人心悸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无不铭刻于心。因而也许我有可能写一部有关中国文坛的小说。 
  我还要感谢历届《人民文学》的领导人：1953年上半年的陈涌、萧殷；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底的邵荃麟、严文井、葛洛；1956年至1957年的秦兆阳、李清泉；1958年至1966年的张天翼、陈白尘、李季。在编辑工作、文字工作、文学写作以及为人处世上，他们曾给过我许多帮助，他们是我难忘的老师、亲切的兄长。 
  我感觉很幸运，我在《人民文学》结识了几位终生的朋友，他（她）们是我亲密的同事，我们曾长期愉快地共事。离开《人民文学》，我感情上最难割舍的就是这个，我常在梦中梦见他们，重现那紧张、繁忙、甘苦与共的时光。我很难设想，要是没有他们，我的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回首往事，我并没有失落感，因为失落的东西，已经靠这多年我新的阅历和主编《传记文学》杂志得到了某些补偿。即使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我仍将干劲倍增地做我该做的事。 
  1993年写 
  （载《传记文学》杂志）   
  我与《传记文学》(1)   
  ——《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纪念 
  我和当代《传记文学》的缘分。早在青年时期，我就非常爱读“解放军三十年”编辑委员会编的《星火燎原》丛书，中青社出的《红旗飘飘》丛书，由此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革命先辈们的功勋。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时，1958年、1959年，我曾两次去革命故乡江西组织老同志写作革命斗争回忆录稿件，组得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生动回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四万多字稿件《艰难的岁月》，副省长邓洪回忆大革命时代艰苦复杂斗争的稿件《山中历险记》、《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这些真实感人，给人以鼓舞的佳作于《人民文学》面世，曾引起各界读者强烈反响。我个人由此对当代传记文学作品，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在阅读方面，凡是当代传记文学的佳作我都要找来读，可以说多年不废，已经成为精神方面一个嗜好。 
  受命主编《传记文学》。1987年春天，我受命接手主编《传记文学》杂志其实很突然。我没有一点精神准备。那时正处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换届。《传记文学》于1984年创刊，是由文化艺术出版社用书号出版的不定期刊物，新华书店销售。至1986年底，断断续续出了五期。因为这种情况，销售很难打开。而它的创办人、艺术研究院一位副院长，1986年底退下来了。这份创刊不久的刊物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时有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谋求出五万元买下这个刊物的刊号。新上任的院领导不愿意。这时他们想到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文学书籍出版，以前编过文学期刊的我，找我谈话，希望我来主编《传记文学》。我虽说对历史感兴趣，但并未专门编过这类刊物。可是又觉得这份刊物目前的处境，容不得我推卸责任。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下我接受了安排；于是抖擞精神，投入新工作。 
  刊物主编需要有具体编刊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刊物主编，除了坚持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双百方针；还应根据刊物的特性，将编刊方针具体化。换句话说主编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双百方针等总方针、政策指导下，还应有具体办刊思想，也就是编辑思想，这可以说是编出一本好刊物（形成自己特色，受读者欢迎）的灵魂。因之寻求适合《传记文学》的一个具体办刊方针，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我虽在初春受命，并没有马上接手具体工作，而是经过两个多月酝酿准备（了解海内外传记刊物及传记文学发展态势；去上海、广州等地访问作者，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再加自己冥思苦想），形成“荟萃名人传记，披露历史珍闻，展现古今人物，广采国土风情”四句话的具体办刊方针。先说“荟萃名人传记”，传记当然一般以写名人为主，“荟萃”一词既含囊括、集中，又有精粹的意思，就是说本刊要尽力将作者所写精粹、精彩的名人传记，搜纳其中。“披露历史珍闻”，传记文学是历史的文学、历史的刊物，读者当然需要看历史珍闻，不仅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历史有价值的有意思的珍闻；不是“炒现饭”式旧闻，不是已见诸文字的，而往往是辛勤开掘所得第一手材料，由本刊首次披露出来。“展现古今人物”，这是将编者、读者的视野扩大，“古今”从空间来说，自然包括中外。一份办给今天读者看的传记刊物，人物、事件以近现代为主，毫无疑问。而中国是几千年文明古国，人们（尤其青年）也需要了解曾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古代著名人物，借此增加关于古代中国历史的知识。中国又处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外的信息不可少。因此古代和外国人物，理应也在杂志上占有一定篇幅。“广采国土风情”，传记文学以写人物为主。而根据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它也可以记国土风物，可为某个地域或河流、山川、民族，或某些特殊事物立传，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前例，我国汗牛充栋的地方志中，这类佳作更是数不胜数。有朋友说，我在传记文学领域，增添了“广采国土风情”，可能是我的一个创意。我对他讲，我不过是沿袭我国传记文学的传统，不使断根而已。但有一点，传记文学除发表写名人的作品，写非名人的佳作，似也应予刊登，并且向作者、读者组稿。这可能是我对传记文学写作题材有意的扩大。因为名人来自非名人；人数众多的无名之辈，他们也参加了创造历史，他们中美好的心灵、动人的业绩、瞬间的精彩，为什么不可以入传呢？所以“荟萃名人传记”，并非止于名人。概括起来说，四句话的头两句，是要使办刊的起点高、要求严，只有做到这样，方能使它在众多同类刊物中，以作品的质量、特色取胜。而后两句话，是使传记文学的包容性尽可能扩大，使众多写作取向不同的作者都有可能为刊物写稿，提供了扬己之长的机会。这自然为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视野开阔，题材、内容丰富、多样创造了条件，以满足“众口难调”的诸多读者的需求。同时，也等于告诉传记文学的投稿者们，我们需要的稿件，那是一个广阔的范围，你有许多的选择余地。 
  关于《传记文学》作者队伍的设想。中国专业的传记作家甚少，多半是业余的、“客串”的。但我设想，我们面对的传记文学作者，应该是很广大的。我看重的是那些生活实践丰富、阅历丰富的人，这些人头脑里的东西是宝库，是传记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所以政界、军界、学界、工、农、商界等社会各界的人，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约稿对象，也完全可能写出精彩作品。特别在传记文学这个领域，我估计无名作者而不是专业作者，可能占相当多数。我过去编杂志有一条，就是从作品本身的质量出发，而不太在意作者是否名人，是否我认识的。只要你的作品好，不管你是无名有名的，我认识或不认识的，我都认，都支持发表；特好的，我同样作为重头作品推出，与名家佳作的待遇一个样。反之，即使是有名气的作者，假使你的作品不成，在一般情况下，我也难迁就。因为杂志不是为某几个人，是为广大读者、作者办的。我想编传记文学杂志，也应持这个态度。编一本刊物，只要我们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而编刊的具体方针、要求又能为广大读者、作者所了解；我们不是采取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是竭诚依靠广大读者和联系、发现、“发掘”更多作者，共同办好这份刊物。我相信，我们会逐渐拥有一个广大的作者群。他们中不断涌现的佳作深入人心，又可以滚雪球似的扩大《传记文学》的读者群和影响。   
  我与《传记文学》(2)   
  1987年，我接编《传记文学》杂志后，为了实现我的编刊设想，组稿举措有以下几点： 
  （1）重视并付诸行动，向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们组稿。一位给毛主席当过数年保健医生的老同志王鹤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我曾请他写了第一篇怀念毛主席的文稿《在毛主席身边》，发在《人民文学》杂志。我主持《传记文学》杂志，立刻去拜访这位老同志，鼓动他将对毛主席印象深刻的感受，分成多篇小题目，一篇又一篇地写出来。半年后王写出二十多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稿，一次交给我。从1990年起，我将王的回忆录《紫云轩的主人》等多篇佳作陆续刊出，读者反映甚好。1990年，我们登出有陈云同志向传主题字的《严慰冰在秦城》一文。此作是“文化大革命”中同姐姐一样被囚秦城的严慰冰妹妹严昭所写，表现了共产党人在迫害面前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揭露了“四人帮”控制下秦城的黑幕。1995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分三期刊登披露“一二·九”运动实情，极具史料价值；由当年“一二·九”运动重要参加者姚依林同志生前用几个寒暑口述，其堂妹姚锦记录整理的6万多字的《姚依林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