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文坛亲历记

可是我们生活在内地的人都知道，文坛是个是非之地，写它难免有风险。那么你为什么要写“文坛史记”呢？她的提问引来我一番思考。 
  试 笔 缘 起为什么要写？说来话长了。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分到1949年创刊的一家地方刊物学做文学期刊编辑，其后在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同全国作家、有影响的青年作者，还有无数无名作者打交道。名作家和青年作家是组稿依靠对象；要反映丰富的现实，没有众多无名作者投稿支持也不行。有的无名作者，凭着自身才能、努力，一举成名天下知，很快步入名作家行列。这对于文学编辑来说，自然也是最快意的事。我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怯于人际关系；但工作却使我跟几代作家们，成为很熟的人，尤其在风雨之中，更有与他们同命运之感。这是一。再者，我也可以说是个文学创作有心人。自从年少时迷上了中外文学作品，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早已征服我心；我内心唯一的持久愿望，是要用一生努力，写出像他们那样的作品。而要为这做准备，根据写作大师们的经验，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勤看、勤读、勤走动（经常接触实际生活），勤写、勤记。1949 年我16岁，一参加工作，便磨炼自己这个五勤的习惯。笔记（记人、记事、记读书心得，记领导人讲话，开会做记录）、日记，几乎从未中断过。再就是注意积累资料。我身处文艺界，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起始，到1954年批判《红楼梦》问题，接着批判胡适、胡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直至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派，60年代起又反修、批修，文艺整风……政治批判运动接连不断。每次批判运动，都下发不少参考资料，党内看到的材料更多，不少是发给单位或个人学习批判的，并不收回。我很珍视收到的这些资料，看完后，决不随便乱放，而是珍藏起来。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点损失，有的材料被造反派抄走或要走，再也回不来。但毕竟不少资料，我的大部分笔记本、日记本，还是劫后幸存下来。这是二。这都是从事写作的有利条件。但很长时期，我并未打算系统地写文坛的人物和往事。1984年离开作协，1987年受命主编《传记文学》，这对我是个转折。我在《传记文学》常跟同事们讲，传记文学不同于虚构文学，它强调忠实于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要重视拥有第一手材料，亲见亲历者这些人写的作品。想不到这个“球”反过来他们“踢”向了我。他们将了我的军，要我写文坛的人和事。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看。主要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经过粉碎“四人帮” 后的拨乱反正，加上自己的反思、忏悔，（不少事情自己是个参与者，做错了的，能不忏悔吗？）有些事情可能比过去看得清楚了。再则，我离开了作协，说不定也是个有利条件（有些事情需要保持某种距离，方能看得更清楚）。 
  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尽管如此，我试笔时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艺界是很敏感的地方，许多人又是我尊敬的前辈、熟人、朋友，我怕出错。（这或许就是人们讲的所谓风险？）当然酝酿做这件事情时，大的方面，我至少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写文坛的人和事，我关注的是真实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作家和文人（包括某些文艺界领导人）的真实处境。我认为在过去岁月里，大家都有点身不由己，发生的事情———作家、文人们（还包括某些完全无辜的普通小人物）的遭遇，就连文艺界领导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我写文章，决不是去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让读者看到真实的历史环境和人的真实处境，从这里边来反思历史，得到教训。再就是要将自己摆进去，这是真真实实的自己，错误就是错误，忏悔就是忏悔，不作任何掩盖。在具体写文坛的人和事时，如何避免出错，我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传记作品的要求，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反复核对，做到客观、准确。我虽拥有笔记、日记、参考资料、脑子记等优势，但我仍然十分谨慎，怕自己有误。有时有些有印象的事，手头没有资料的，我就去问当年的老上司或友人；自己跑到图书馆去查阅那时的报刊，一定要将时间、地点、在场的人等弄得确切，才敢下笔。“对事不对人”这一条对我很重要。写作协那些大的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1964—1965年的党内文艺整风，要使事情的来龙去脉等呈现清楚，不涉及人（包括仍健在的活人）是不可能的；但写清事情是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个人。凡涉及活人，我格外慎重，只将他涉及的事情客观地讲清楚。可以披露他当年真实的观点，但对人则充分留有余地。如他的某次讲话，我的笔记本有全文，我仅引用很少部分，能够讲清问题，这就可以了，决不采取所谓“揭短”的态度，这正用得着“宜粗不宜细”这句话。因为第一，你面对的是你尊重的一个犯有错误的好人；第二，在大环境里，他既显示了自己弱点也有他处境的难处，好些人，包括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况且当事人近年已有所反思。这就是我尝试写文坛人和事时，不能不时时顾及的。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2)   
  顺应读者要求，设立“蔷薇花瓣”专栏起初，我只是用伍宇等不同的笔名，在《传记文学》的不同栏目，如“微型传记”、“作家逸闻”等发表有关我最熟悉的几位作家、诗人，如谢冰心、沙汀和艾芜、郭小川与李季等人的印象片断。试验了多回，读者中出现反响了，频频来信，希望“伍宇”继续写下去。编辑同事遂建议我干脆设个专栏，于是从1990年第4期起，“蔷薇花瓣”正式开锣出台。我写文坛的稿件，就这样“赶鸭子上架”，而益发不可收。其后数年，在这个专栏，我写了不少“佳作出世记”，记叙改革开放肇始，那些受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如《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是怎样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启示下，春风化雨，于《人民文学》杂志这块园地应运而生的。这些文稿尤受青年读者欢迎，来信最多。我也涉笔尖锐的话题，如《作协的反胡风运动》（这篇文章初稿完成于1988年，因其“准确的”尖锐性，拨乱反正初期，在拍板肯定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张光年针对有的编辑的顾虑，曾讲过“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句名言），曾试投稿于一家公认开明的刊物，而仍遭碰壁），《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等，在“蔷薇花瓣”专栏面世后，除了有某单位的朋友夸我“你好大胆!”，而据我明察暗访，无论是这两篇或后来连载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等，在我所写重大事实方面，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或关心我的文艺界友人们，从未提出过异议，而是说我写的符合实际，比较客观求真，“能做到这点就不容易”。有的年轻朋友还对我文稿中涉及人有时出现“某某”，表示不以为然，而建议我最好点出名字。但我觉得某种情形下，还是留有余地为妥。所以专栏文稿发出那五六年，并没有给作者和《传记文学》杂志引来任何麻烦；相反，普通读者、作者来信、来稿对刊物、专栏及作者伍宇表示支持、赞扬者日见增多。到1994年，这个专栏所发文字，积累下来，已有三十来万字。 
  香港率先出书看重拙作的史料价值，第一个提出要给我出书的人，是香港作家夏婕女士。1994年上半年我将已发表稿件编成书稿，是夏婕快速出版，并及时寄来样书、稿酬。她对我讲，你这本书不是畅销书，赚不了什么钱，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我的老板也是商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服他毫不迟疑地出了这书。因为要了解真实的中国文坛变迁，这本书值得一看，海外有需要它的读者。这以后才有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该书的内地版。两书出来后，海内外发生了影响。一位在美国首都讲学的我早年的同班同学，欣喜地写信告诉我，说她在国会图书馆看到了香港出的我这本书。1995年，一位日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荻野修二先生，因为买不到香港出的《中国文坛写真》一书，写信求助于我。我只好寄给他一册文联公司版的《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内地版出书后，各地读者写信求我帮助购书的不少。 
  接受老作家建议，完成“文坛”一书增补稿最令我感动的是，读过我写文坛这本书的前辈作家、还有文艺圈内一些同辈朋友写给我的信。老作家萧乾1995年8月3日来信说：“你那本写作协的书我已借给多人看了，个个都称赞你的巨大贡献。我很希望你能写下去，特别是50年代的阶级斗争，你是见证人，因而是第一手的史料。不但当代读者要看，21世纪也仍是宝贵的史料。”老诗人臧克家读到我写他那一篇，特地写了个条幅赠我，是一首七绝诗，老诗人写道：“文章读罢泪涔涔，一片真情动我心。三载向阳同感受，风风雨雨见精神”。老作家黄秋耘说：“非常感谢你的《三代作家纪实》。读了此书，我不但回忆起一些故人和往事，而且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秘闻’”。作家韩少功来信说“……写我的一段，就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