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

特别是《体育大世界》，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个常规性的大型体育电视杂志式栏目。在这个栏目中我的位置是“制片人”。别看现在似乎是个电视台的人都有“制片人”的称号，可在1992年的时候还真是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个词的意义。我部里的编辑在开始的两期都把字幕打成了“制片”，还是我审查的时候发现，并让他改了过来。记不得是谁，问过我：“制片人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并不是每期节目都参与制作，却每期都得有你的名字？”我没有在乎他话语中的不满，详细地向体育部所有人解释了何为“制片人”：他是一个栏目或者一个节目的直接管理者，他决定这个栏目或节目的方针，决定参加工作的人选，掌握这个栏目的预算开支，在英语里称为“Producer”，就是“制作人”、“生产者”的意思。我在《体育大世界》栏目的创建中恰好起着这样的作用，所以制片人是我而不是别的人。但是，只是在体育部栏目少，需要我直接参与改革的时候我才会署名制片人。后来体育部栏目多了，《体育大世界》走向正轨而不再需要我的直接干预时我就不会担任制片人了。这个时间持续了3年多一点，直到1994年10月。 
  1995年的1月1日中午12点，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频道正式播出。这之前虽然有过一年多的书面规划和办公室会议，但真正的操作期只有整整两个月。 
  1994年11月1日，星期二，上午9点，我向体育部当时的27个同事下达了任务：“体育频道1995年1月1日开播，从现在开始，大家可能要过半军事化的生活，谁的孩子谁抱走，12月25日我将要看到各位的第一期栏目。”此后中央电视台体育部办公室的灯光晚上10点半之前就没有熄灭过。 
  我一下子宣布了将近20名制片人(当然事先征求了意见)，每个栏目一个人，我只把节目的大致内容和预算告诉他，其它的事情全部由他自己决定，成为了他真正的“孩子”。自己的孩子父母能不上心吗？除非他不配做父母。在那个时候其他部门的部主任和科组长也大多担任了制片人，而我和体育部的其他两个副主任此时已经成为了“监制”。   
  第二章：体育频道的诞生(4)   
  大概是有人对体育部的“封官许愿”提出了不同意见，人事处的领导找到我，询问出现了这么多制片人的原因。我解释：体育部的做法是根据体育部的现有困难决定的，在不可能增加足够人力的情况下，我只能采取这种做法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潜力，否则无法按计划推出体育频道。既然现行体制束缚了体育部的发展，我只好在体制内进行一些允许的变革，我们的制片人除了干活的权力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额外利益。既没有其它部门制片人的科级待遇，也没有奖金上的特殊照顾，只是一张“内部粮票”。他们对于我的做法予以充分理解和支持，使得这一改革可以持续到今天。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来自于“包产到户”。从纯粹的“共产主义理想”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并不理想的做法，它实际上是利用人们利己的动机，来推动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就是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现实，而且在一个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现实里，不可能指望绝大多数人不顾自己的利益而只去追求“理想”。理想作为一种宣传，一种少数人才能做到的追求是必要的，一个社会若是没有了对高尚的追求，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过于世俗和低级；但是当权者若是将理想制定成为指导生产的国策，反而会用少数人的激情来扼杀掉大多数人的生产原动力，也会使这少数人的理想不能得以实现，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不是社会学家，只是一个电视节目制作人，但正是由于电视节目是由一分一秒来构成的，所以我更能体会到这一分一秒的现实。我有我的梦想，应该说作为体育部主任，我的理想要比手下人多些，我不会计较一些别的人可能会计较的东西，因为我看的要稍微远一些。但是我必须知道，只有我一个人是体育部主任，别的人只是体育部的一般成员，因此我不能够用我的理想和我的追求来衡量别人，我必须用手中的权力使手下人看到眼见得到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听我的理想宣言，而且，如果每个人都为可以看得见的目标去努力的话，这些努力加起来就是我的理想到达之处，他们也就爱听我的理想宣言了。这就是我当官10多年来悟出的权力与理想的道理，我把它叫做：以人为本，无为而治。 
  说了半天，有一点我其实是在回避，那就是：当时是否真的应该开始了？作为一个频道它的开始不应该只是由于它的制作人有这个愿望和能力，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否有这个市场需求和市场支撑。 
  我经常说，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开设是沾了体制的光。在1995年的时候，如果按照市场化规律进行调查的话，中央电视台并不具备开设体育频道的可能。从观众规模上讲，除了北京地区城区，即使卫星传送到各地有线台播出（当时的全国有线台用户不过500万），最乐观估计的用户发展也不过是每年增长500万户，到2000年时候达到2000万户。按照每户2.5人的计算，是5000万人口。这个数字在欧美是个大数，但是在中国却只是4%不到。而从广告收益这个电视台的支撑点上看，1995年体育频道一年的广告总收入是450万元，而仅在节目制作上的支出就超过1500万。 
  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以上的因素完全可以不考虑。只要有命令，只要有能力，上就是了。任何体制都有优有劣，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应该利用体制的优势。在那个时候，谁能想到10年后体育频道的接收户超过1亿，广告收入超过10亿呢？当时要都想到了，哪里还会有体育频道呢？ 
  有点儿沾沾自喜不是？我其实是一个挺谦虚的人，但是说起体育频道，这的确是我人生中最感豪情的一笔。 
  当然这不意味着十分得意。比如当时我是可以要到《东方时空》那样的政策的，甚至更远的自负盈亏政策。但是我并不后悔。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几千年，平衡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假如我得到《东方时空》的政策，我没有孙玉胜那样的经济学识，或许就顾不得节目了，也就没有后面体育频道的快速发展。而且实践证明政策的一时宽松如果不能尽快变成规则的话，一定会带来弊端。而另外，假如真的“自负盈亏”了，当体育频道的收入超过10个亿，体育中心的个人月收入超过两万元的话，种种问题会随之而来，有来自外围的，也有生于内部的。所以只做你可以做的，只拿你可以拿的，塌实。   
  第三章：《足球之夜》和我的“梦之队”(1)   
  说到体育频道，有几个栏目不能不提，《足球之夜》排第1位。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通过它来说明中国足球和中国球迷。这个栏目从一开始就将目光对准了足球场之外的足球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是非正面的。从一次次的假球调查，到一次次的黑哨抨击，《足球之夜》被球迷当成了体育界的《焦点访谈》，而它的口号：“球迷每周的节日”却因为任务的沉重而变了味道。而且，一旦这份沉重的道义感得不到表达的时候，它的存在也被打上了问号。 
  《足球之夜》是在体育频道开播1年后播出的，那天是1996年的4月4日，星期四，恰好是我的生日。 
  两年后的1998年7月16日，又是一个星期四，最后一集98世界杯足球赛的特别节目《法兰西之夜》落幕了，所有的观众都从这个栏目中看到了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制作的进步，可以说这是《足球之夜》两年多来成就的大检阅，我们成功了。 
  《足球之夜》的最初动议来自于韩乔生和张斌。小韩是个极聪明的人，而且非常热心，一个主意跟着一个主意，我常和他半认真地讲：如果不是总显得智商比别人高一点的话，他在解说上下的功夫会更大些，观众的意见也就会少一些。张斌则对实际操作想得更多一点，而电视最需要的就是实际操作。他们提出的建议是每周开设一个两小时的足球杂志节目。 
  我不喜欢足球，但我知道足球观众最多。我请他们容我细想一下。过了两天我找到他们俩说：我同意你们的想法，但希望做得更大一些，每周4个小时，做一个世界上最长的常规性节目，做一颗体育频道的“重磅炸弹”。我当时想的是，要利用只有体育频道才有的条件，而且只有与众不同才能从一开始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看了《足球之夜》的前两期，我心里就有底了，在那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再到制作现场去，只是和普通观众一样看电视。我现在修炼成了一个习惯，在制作现场尽量少说话，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替代制片人指挥，因为只要是尽力干活的制片人都会有自己的方案和做法，这个方案和做法不可能与我的完全一样，但只要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何必都让别人按照我的路走呢？领导干涉过多就会扼杀手下人的积极性。所以在重大场合我总是找一个角落静静地看节目，观察人。我知道他们希望我坐在那里，那样他们的心里会更踏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