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莱温斯基

如果他讲这些是存心想伤害莫妮卡，那么他成功了。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甚至要求扩大调查她的弟弟以及父亲。她的母亲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 
  斯塔尔开始动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两个FBI探员事先没有通知就去了迈克尔就读的大学。丑闻曝光的几天前，莫妮卡通过联邦快递给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这些探员认为这个清白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总统送给莫妮卡的礼物，她想把它交给兄弟保存以测安全。他们知道金斯堡是这个家庭的律师，他们还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迈克尔的寝室里对当时才20岁的他展开询问。他们问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动，其实是想探听他什么时候和她一起在华盛顿。当他们离开以后，迈克尔打电话给金斯堡，告诉他自己被迫接待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律师非常生气，他告诉迈克尔，没有他的授权，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问题。“我感到很害怕，”迈克尔说，“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当FBI探员站在你家的门口，向你出示他们的警章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还要求华盛顿的Kramerbooks & afterwords书店提供1995年以来莫妮卡在这里所有的买书收据。“这是一种人权侵犯，”莫妮卡抱怨道，“好像在美国，除了莫妮卡·莱温斯基，其他人都拥有人权。我觉得我就像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样。”为了进一步显示他们的力量，在斯塔尔办公室的授意下，FBI开始给伯尼·莱温斯基医生施加压力。金斯堡告诉伯尼，可能斯塔尔办公室或FBI会调查他的纳税申报单，这个行动经常被用来调查洗黑钱。当他们发现这些办法没有奏效的时候，他们又把目标转向他医疗方面的税务档案，他们说他们想详细查看他医疗保险的账单。伯尼相信，“所有这些针对我们家庭的折磨和威胁，都是为了强迫莫妮卡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莫妮卡没有被赦免的机会，无法逃脱监狱的威胁。金斯堡让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任何不测。” 
  对于她弟弟和爸爸的折磨已经够坏的了，然而对于玛西娅的折磨又是另外一种样子。事实上，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将面临犯罪指控，是她们在丽池卡特被折磨的几天后。莫妮卡的律师金斯堡告诉她，斯塔尔的调查官决定“让妈妈过了。”意思是他们决定不指控她犯罪。“他们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玛西娅说，“我根本不知道磁带上录了些什么，事实上我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存在。”在莫妮卡身边的那些人中，玛西娅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当她离开丽池卡特的1012号房间，她就收到了一张传票。玛西娅意识到斯塔尔想利用她来对付自己的女儿。“他们发现了她惟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我。”玛西娅说，“要让一个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有什么比威胁他所爱的人更有效的办法呢？” 
  2月10日，在布兰特伍德，莫妮卡正在她父亲舒适的寓所里看电视，突然她惊恐地看到母亲出现在屏幕上，她被要求在大法官面前作证。莫妮卡太震惊了，在她出发去洛杉矶前，玛西娅的律师比利·马丁还向她保证玛西娅的出庭会被推迟。第一天，玛西娅看上去还能比较自如地应付她的出庭，但是到了第二天，她看上去狂乱又悲伤。事实上，她站在证人席上几乎要垮掉了，一个护士和一张轮椅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幸好最后她还是硬撑着自己走了出去。   
  斯塔尔王国(3)   
  莫妮卡既后悔又悲痛，她决定立刻飞去华盛顿安慰她的妈妈。临走前，她爸爸跟她在浴室外面作了一番长谈。那里是这个屋子里惟一不会被外面的人偷听的地方。伯尼热泪盈眶，动情地告诉莫妮卡自己是多么的为她感到骄傲，同时鼓励她要变得更强壮，以便安然度过横亘在前路上的那些审讯和磨难。莫妮卡的眼泪顺着她的脸颊留了下来，她回答道，“爸爸，你是我的直布罗陀岩石。”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这场丑闻还能让人得到什么的话，那就是让父亲和女儿再度亲密地在一起，过去几年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隐藏着一些误解和矛盾。莫妮卡认识到，“我爸爸那么支持我，这真是太好了。”同样，他们也知道，要完全修复他们的关系，还要作很多努力。 
  对于玛西娅·刘易斯来说，有些事情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审团四号房间作证的经历，是她记忆中的一个伤痕。她知道自己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把女儿送进监狱。当她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好像来到了灵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难地讲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证言，费力地吞咽着空气，好像潜入了深海中一个不可测的洞穴。 
  玛西娅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举个例子，如果检察官问她那条沾染了精液的蓝色裙子在哪里，她只能——同时她也知道，远在洛杉矶的莫妮卡会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丽池卡特宾馆的1012号房间里激发莫妮卡斗志一样，她现在也想让莫妮卡明白，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出庭作证，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对付过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达法院之前，她已经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读到一条恶意的评论，里面说她在某方面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贝弗利山庄“攀岩者”，积极鼓励女儿和总统发生关系。其实，她花了两年痛苦的时光，来劝说莫妮卡结束这段关系。 
  第二天的反复诘问中，她被问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称“巴巴”，这个绰号曾经被莫妮卡用来称呼希拉里·克林顿。听到这里，玛西娅崩溃了。她解释自己的反应说，“这些人攻击了我整个家族，对我来说，家人是这个世界上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们跟踪我的姐姐、我的儿女和我。现在检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经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带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这个邪恶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这太过分了。我想，他们不可能用一纸传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来，那么他们还能干什么？去把她从坟墓里挖出来？我害怕如果我从法庭上一走了之，他们会逮捕我，所以我垂下头开始大哭起来。你必须在23个陌生的陪审团成员面前讲话，讲那些有关你和你家庭的最隐私的事情。你家里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拿出来摊在这些陌生人面前了。” 
  听讼会被迫中断，玛西娅拒绝斯塔尔手下的检察官碰她，她认为是他们造成了她家庭的种种麻烦。只有当她的律师比尔·马丁走进法院的时候，她才有一点反应。他轻轻地把她搀到洗手间，在那里，她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通，最后虚脱倒在了地板上。 
  恢复平静之后，她离开了法院。比尔·马丁对聚集在外的媒体说，“没有一个母亲会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儿。”后来，玛西娅去巴尔的摩看了一个精神病专家，尼尔·布朗伯格。就算仅仅是为了感谢比尔·马丁的关心，玛西娅也要努力让自己尽快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比尔不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委托人，而是当作一个真正的人。他成功说服权威人士允许她写一份书面陈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对大陪审团。 
  当莫妮卡回到华盛顿，见到她母亲的时候，她就像见到了一个陌生人。玛西娅讲述着发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强奸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着，而她的女儿徒劳地安慰着她。“对她来说，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经历。”莫妮卡说，“这是我的妈妈……我恨那些狗娘养的对她做的一切，我恨他们。” 
  玛西娅·刘易斯在法院里那苍白、孤独的身影给斯塔尔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利用母亲对付女儿的策略更是如此，还遭到了白宫的指责。比尔·金斯堡攻击这次对玛西娅的“折磨”时表示，“把一个母亲扔到一座火车面前，这是给莫妮卡在内的其他人一个明显的信号：我（斯塔尔）要来硬的了。”玛格丽特·卡尔顿在一篇杂志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们跟自己孩子们的交谈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尔的美国，妈妈必须说，或者离开。” 
  看到前妻孤独无助地从法院中走出来，伯尼·莱温斯基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为这个家庭说一些话。因此他告诉金斯堡他将和芭芭拉·沃尔特一起上ABC电视台，第一次接受电视采访。律师最初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答应了。（这件事后）当伯尼和玛西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拉住他的手，说，“这一定是每个父母的噩梦”，他立刻觉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钟的采访中，对于玛西娅遭受到的对待，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气，“利用母亲去对付女儿，强迫她开口，让我想到麦卡锡时代的审讯，如果再往前一点，还能想到希特勒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