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爱情-莱温斯基

  在媒体上气喘吁吁地折腾着，金斯堡这个华盛顿的圈外人面临斯塔尔的沉重打击。他或许就像一条烦恼又热情的侦探狗，不停地咬着莫妮卡。等到5月底，一连串证人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而且国会投票通过为这个可能造成弹劾案的调查拨款130万美元，看上去独立检察官又将所有好牌握在手里了。
  莱温斯基炒掉了所谓的“伯父金斯堡先生”。这位所谓的律师对她而言“是一个被媒体关注度所诱惑的代言人，这吞噬了他的律师角色。对他来说，煽动媒体的火焰比照顾莫妮卡更重要。目标始终是豁免，因为很明显就牵连在内的双方而言，莫妮卡仅仅是一只牺牲的小羊羔。他对斯塔尔的愤怒让他不能再看到这个目标。最后的导火线是他给斯塔尔的公开信，它事实上宣布莫妮卡与总统发生了身体关系。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位置。”接着，这起案件的另外两位明星律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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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4)   
  在这场法律纸牌游戏中，莱温斯基家在和高手对赌，很快他们就输光了手中的筹码。情急之下，伯尼筹建了一个辩护基金，还在“拉里·金秀”和别的电视节目中亮相，来为不断增加的法律支出筹集资金。他从好心人那里筹得35000美元，不过金斯堡不高兴了，保证自己还要不久后就上同样的电视节目，来证明自己依然是媒体明星。正如伯尼所说：“我去上电视的时候，他觉得是在剥夺他的权利。他不想让（莫妮卡的）父亲也扮演一个角色。” 
  一缕阳光终于暂时照亮到这起黯淡官司的天空。4月1日，苏珊·韦伯·赖特法官驳回了琼丝对克林顿的诉讼，宣布“他的行为不构成性侵犯”。之后，根据民意测验，全国大概每三人中有两个都希望斯塔尔也能停止他的调查。不过，他无意退让，还表示苏珊法官的裁决“不会影响我们的案子”。对莫妮卡来说，她为总统感到高兴，不过这种喜悦沾染了悲伤，因为她无法和他分享快乐。“在我内心深处，思念着他。我感觉孤独，想去看看听到这个好消息时，他脸上的表情。” 
  实际上，现在不用再为总统担心了，但她还是有着太多的烦恼：是她，而不是他，面临着牢狱之灾。在给莫妮卡律师团的一次警告说得很清楚，如果约翰逊法官站在他们这边，也就是裁决2月那份豁免协议和OIC无关，那么斯塔尔方面的强硬派就会积极起诉她作伪证。那样，如果以后要再和斯塔尔签署一份豁免协议，莫妮卡就要有更进一步的陈述——承诺她会在宣誓情况下出庭指证克林顿和她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又企图掩盖。 
  她的两个律师都对那天胜诉充满信心。他们错了。4月底，约翰逊法官驳回金斯堡认为那份豁免协议具有合法有效性的申诉。金斯堡现在又改变了调子，说他已经预料到会在地区法官那里输掉，不过对最后上诉还是很有信心。而且，如果那也输了，他期待审讯期，盘问证人席上的琳达·特里普。公平地说，比起他那些缺点来说，金斯堡是一个出色的庭审高手。 
  他也不容易灰心失望。每一次新的失败和挫折，他总能一句话愉快地化解掉，现在莱温斯基一家都无情地嘲笑这句不朽的名言：“我们就在我们想要的地方。”仅仅两周过后，哥伦比亚地区的上诉法庭拒绝进入此案，莫妮卡发现她自己正好呆在她不想要的地方——面临着起诉，可能因为作伪证和其他罪名而锒铛入狱。一个媒体小人评论说：“现在是时候了，莫妮卡该决定她是否希望看到自己穿着橙色的监狱连身服的样子。” 
  对莫妮卡和她的家人来说，这远远不是一个笑话。她以前要在监狱里呆上整整27年的担忧已经渐渐消散了，不过她还是经常在夜半醒来，充满恐惧，担心自己像苏珊·麦克道加尔一样镣铐加身。她的父亲和她一样焦虑，老是做着同样的梦，梦见自己帮被囚禁起来的女儿逃狱，他说：“我总是看不清戴着镣铐的莫妮卡。” 
  莫妮卡拿到豁免权之前，一直生活在要被捕的恐惧之中。一次，她和朱迪·史密斯坐出租车去火车站，突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警车过来让他们靠边，FBI也用这样的车。一个没穿制服的探员走出车子，过来亮出他的银色徽章。莫妮卡心跳加速，嘴巴发干，浑身出汗。后来发现，那警察停下他们的车，只是因为司机违反了交通条例。不过，这事复活了莫妮卡在1012号房感受到的那种恐惧记忆：“那时那刻，我以为他们是来抓我，起诉我的。”她回忆时还有点瑟瑟发抖：“那之后，我就陷入噩梦之中。” 
  在她恶名远播的新生活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成群的摄影记者，他们围在水门公寓附近，监视她的每个动作。即使其他的记者也都惊骇于她被围捕的景象。一个不断在电波里辱骂莫妮卡的电视花边节目评论员，在她们共同的发型师那里撞见了她，惊讶地发现外面人行道布满了电视机组人员和摄影记者，不停地通过玻璃窗拍摄正做着头发的莫妮卡（她现在留短发的一个原因也就是她可以在家里自己护理，而不用再去遭遇摄影记者的围追堵截）。 
  为了给敌人错误的印象，以为她从不在他们不知情情况下离开，莫妮卡很少走水门大楼的正门。走其他出口，她就能避开媒体的逼抢，隐姓埋名地在华盛顿到处游走。戴上黑色墨镜，把头发放到后面，塞在一个草帽下面，她就能逃过那些追踪者，至少有一阵安宁了。一次，她在时尚地带乔治镇闲逛的时候，总统车队开过，不过她一眼也没瞥到“英俊先生”。大多数周日，一个为比利·马丁工作的私人调查员瓦尔特·埃勒比就会打电话到她的公寓，用暗号问道：“包裹能拿了吗？”然后，他和肖恩·赖特就会等在外面，用车子带她到郊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剩下来的时间里，莫妮卡一直觉得自己被人跟踪。她生活在这样的座右铭下：“只是因为你很多疑，这并不意味着没人在跟踪你。”她的猜测在6月得到了明显的证实，当时她和朱迪坐飞机去洛杉矶：斯塔尔的副手、曾经在1012房间审问过莫妮卡的麦克·艾米克也在飞机上。 
  5月15日上诉法院驳回了她的豁免请求后，监狱的阴影开始真正地逼近她。几天后，独立检察官传唤她到洛杉矶联邦法院接受指纹检测。正如她的律师们常常警告她的那样，这是控告程序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最终的高潮是拜访如果被定罪她会去的监狱。   
  莱氏的明星律师金斯堡先生(5)   
  5月28日，莫妮卡在她父亲、比尔·金斯堡和另一位律师托德·西奥朵拉的陪同下穿过守候在威尔士大街联邦大楼外面的记者队伍，在这里她的指纹被正式取下并归档。在回答一个被大声喊出的问题时，伯尼说：“我女儿被两个有权势的人作为人质来利用。这是非美国的。”在阴暗的大楼内，莫妮卡不得不面对持续的敏感和不是那么敏感的胁迫，四个多月前她曾经在1012房间反抗过它们。一行人首先通过全封闭的旋转栅门，然后被领着经过脸部照片拍摄室，来到指纹检测室。曾经试图通过展示他的枪和手铐吓唬她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法龙突 
  然出现在她身边，莫妮卡相信这不是巧合。 
  指纹检测时间很长，很羞辱人。除了通常的指尖印痕，检察官们还要她手前面、侧面和掌心的印痕。这个过程总共进行了30分钟——伯尼·莱温斯基知道，因为他看了时间。“看到他们这样对她时，我在哭泣。”他承认，“这很吓人，而且是不必要的——毕竟，她在五角大楼接受了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这一切都是为了故意胁迫她，仿佛她犯了故意杀人罪。” 
  斯塔尔的副手们没有要她的声音样本，但他们要她全面的笔迹样本；她不得不用各种类型的钢笔写不同字体的字。由于不信任独立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们，当他们试图让她签支票和抄写一封她曾经寄给总统的信时，她拒绝了。这是一个令人厌烦的过程，而且由于比尔·金斯堡不是一位刑法律师，不熟悉这个程序，不得不不断地给他的同事、从事刑法工作的纳瑟尼尔·斯派兹打电话寻求帮助，一切变得更加紧张。莫妮卡回忆道：“我很坚强和平静，但内心里我吓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