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他认为教育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必要途径，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经验，也是遍观民国社会弊端后所开的药方。 
  胡适相信教育应该独立，尽量少受政治风潮的波动、受政府三天两头更替的影响，加之他常看到学生闹学潮（并不是所有的风潮都没有道理，学潮之讨论是另题，不在此列），给教育的负面作用，以及对学生的直接影响。他认为，东汉已经有很发达的大学（像胡先生这样的高人也不免好古，于古代去找现代的印迹，我是不赞成此说的），但因为大学是作为国家官制的一部分，而一朝一代之天下即专制主义，学校作为传载文化的工具，必然随王朝的灭亡而未得保留，或者有所损伤，也就不利于搞持续的创造性研究，而不像西方的大学，政府的上台与下野，并不影响大学之存亡。因此他呼唤大学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独立的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管理制度。胡先生似乎搞忘了，西方绝没有我们这样漫长的专制传统，而且教会在他们的世俗生活中有极大的影响力，有不少大学都得教会之助，得以建立和发展，而我们的社会政治系统中，在专制制度的淫威下，哪有什么能独立的漏网之鱼，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不行民主制度，要想大学管理制度、经费来源上独立，要想思想自由、精神无羁，实在比登天还难。但教育之独立，思想之自由，胡先生这个梦确是深得我心。 
  另一方面，他觉得教育若不独立，受制于一党一派，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成为效忠教育的牺牲品。他批评教会学校时指出：“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因此他认为政府对于教育只管分拨经费和任免行政人员。他为此拟了教育独立的三项具体措施：“（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这三点自然都是中国教育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空谷之音，但在专制国家实难实现，且不说别的，单说要中央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一项，即不可能实施。首先你必须不证自明地相信中央是开明而不昏庸的，他们享受着不被怀疑的豁免权，其实，这豁免权首先就应该被怀疑；退一步说，他们开明可靠，是否就可以证明他们不勾结，因为利益之网是千丝万缕的，你要他禁止无知疆吏，他只有在暗中干笑两声。事实上，制度刻酷吃人，不管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就像胡适这样的大才如何努力，也极难实现与此制度冰炭不容的“教育独立”。弄到后来，胡适自己执掌了北大，也主张“党政军团与学校合作”来“疏导教育”学生。诚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教育思想家胡适(4)   
  当然不是说坏的制度，就一事无成。在专制制度尚未被民主制度取代的情况下，在相对开明的时期，即相当于胡适倡导的“好人政府”主政，也还是可以在校内维持一小点民主自由权利的。比如1917年经胡适提议，在北大实行了类似于欧美大学教授会的“教授治校”，5年后他在纪念北大校庆24周年时，说到“教授治校”的好处，他认为使北大“从校长、学长独裁制变为‘教授治校’制，这个变迁的大功效在于：（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与情谊；（2）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②可以说，在专制制度下能争得这种权利，对办高等教育尽管也只是权宜之计，但也属难得。说到北大的发展，胡适仍动情地回忆起蔡元培先生的好处来，一是真正提倡学术自由的精神，二是不独揽大权，充分尊重教授会的意见。因此教育的独立若先从此处着手，循序渐进，待大环境之改善，最终独立而获自由，虽不是指日可待，但也绝非遥遥无期。 
  胡适的教育理念，还关涉到体育、音乐、读书、学生的修养与择业、教育家传记、书院史料等等，难以备述。他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小视的。即使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判断依然是混乱而奇怪的，我们从来不愿意有自己的判别标准，又受着意识形态的可笑愚弄，于是只得出了一个漫画式的胡适。现在当然不说他是走狗了，只说他没与国民党统治者作生猛的较量，甚至还有同流合污之嫌。我倒要反问说这话的人，对当下现实中的混乱和暗昧作过多少批评与指陈？尽管你并不因此而丧失对胡适批评的权利，但你批评起胡适来是否就问心无愧？清代史学家钱大昕在评价古人时教导我们：“不卜年代，不揆时势，强人所以难行，责人所以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我想评价胡适的一生包括其教育思想，也应该坚持这个原则吧。 
  作者简介：冉云飞，男，1965年生于重庆酉阳乡下，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庄子我说》等各类专著十数部，现供职于某刊。   
  校长当如竺可桢   
  文/雷颐 
  浙江大学现在是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而在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以前，其学术声望更高，长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几所享誉全国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在浙大的发展历程中，从1936年到1949年担任校长达13年之久的竺可桢先生可谓厥功至伟，公认为浙大学术事业的奠基人、浙大“求是”精神的典范、浙大的灵魂。而这13年是国难当头、内战不止的13年，竺先生 
  究竟有何本事有何能耐有何“秘密武器”，能在如此动荡险恶的环境中将浙大办成全国著名大学？新近出版的《竺可桢全集》（1-4）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在许多文章和演讲中，他反复强调办好大学有三个关键要素：教授、图书仪器和校舍建筑，而在这三者之中，教授又最为重要。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延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到浙大任教，并且能在至艰至难的环境中稳定教授群体。在欠薪成为家常便饭的当时他想尽种种筹款办法，虽然有时未果，但广大教职员工却为他的诚心所动。而时局的激烈动荡，学校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重要“战场”，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对此，一向主张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竺可桢更是竭尽全力排除政治的干扰，维护学术和教育的尊严。在现代中国的急风骤雨中，他以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学者、教授。 
  他认为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重要一点是学者、学生要有独立的思想，经常提醒大学生“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由于浙大是从“求是”学堂演变发展而来，他时时提醒浙大师生“求是”精神是浙大的灵魂，所谓“求是”即尊重、探求真理，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的压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以党治校”、“党化教育”，作为国立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自然无法公开彻底反对，但在实际管理中，他总是将这类“党治”减至最低，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不厌其详地宣扬学术、教育独立。 
  在1936年为纪念母校哈佛大学三百周年之际，他写了《美国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感言》一文公开发表，在文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写道：“哈佛办学方针主要有两点，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的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的方策一样，而与意大利、德意志、苏联各国之政策，则大相径庭。世界各国办大学教育之分野，在这两种主张上，是很清楚的。有一点哈佛大学亦可以昭示我们的，即为哈佛大学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Veritas就是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如果说在国难当头，他认为这种“党治”还情有可原甚至有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后，他认为大学即应实行民主管理。 
  抗战胜利后，许多人都在深思中国的前途、命运，一直关心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的竺可桢先生自有深刻思考，在1945年9月即发表了《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