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学校当局认为这种经验对我很有益处。我记得家父当时在上海，到运动场去看我，很不赞成我参加比赛，认为这与智能的比赛毫不相干。 
  我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在中学和大学我都是毕业时考第二，因为当时同班有个笨蛋，他对教授所教的各种学科都看得十分正经。在大家拼命死记准备考试得高分时，我则去钓鱼消遣。因为圣约翰大学濒苏州河湾，所以可以去捉死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以此为乐而已。在二年级时，休业典礼上，我接连四次到讲台上去接受三种奖章，并因领导讲演队参加比赛获胜而接受银杯，当时全校轰动。邻近的女子大学圣玛丽大学的女生，一定相当震动。这与我的结婚是有关系的。 
  我曾经说过，因为我上教会学校，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我一毕业，就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我当时就那样投身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您想象我的窘态吧。不仅是我的学问差，还有我的基督教教育性质的影响呢。我过去受限制不得看中国戏，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从中国戏里得以知道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的。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首先，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京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京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 
  我该怎么办呢？我无法问别人杜诗评注的问题，因为好多拥有哲学博士的教授，或是电机系的教授，他们中国文学的知识之贫乏，和我是伯仲之间。我找到了卖旧书出名的琉璃厂，那条街上，一排一排的都是旧书铺。由于和书商闲谈，我发现了我在国学知识上的漏洞，中国学者所熟知的，我都不知道。与书商的随便攀谈，我觉得非常有趣，甚至惊异可喜。我们的对话比如：“这儿又有一本王国维的著作《人间词话》。”其实我是生平头一次发现他的此一著作。又如：“这儿又有一套《四库集录》。”后来，我也学会谈论书籍，甚至谈论古本了。   
  圣约翰大学(2)   
  民国六年到民国七年，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革命的风暴冲击到全中国，我是民国五年在圣大毕业的。中国那时思想上正在狂风急浪之中。胡适之博士在纽约已经开始提倡“文学革命”，陈独秀则领导对“孔家店”的毫不妥协的激烈攻击，攻击儒家思想如“寡妇守节不嫁”、“贞节”、两性标准、缠足、扶乩等等。胡适向中国介绍自由诗，提倡用白话写新诗，易卜生剧本《傀儡家庭》，以及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萧伯纳的戏剧。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科学、工艺，而且在现代政治组织，甚至文学、戏剧、哲学。所有的青年学生都受到鼓舞。好像是吹来一阵清风。其实吴稚晖早已提出了警告，他说“把线装书扔入厕所里去”。周树人后来也随着说“所有中国的古书都有毒”。 
  胡适在民国七年回到北京时，我以清华大学教员的身份也在场欢迎他。他由意大利返国，当时引用荷兰神学家ErasBmus的话说：“现在我们已然回来。一切要大有不同了。”我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用白话写作，理由是欧洲各国文学在15与16世纪兴起时，都是用当时的白话，如意大利的但丁和包加邱都是。我的文章引起了胡适之注意，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朋友。 
  作者简介：林语堂（1895-1976年），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回忆金陵大学(1)   
  文/陈裕光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私立金陵大学，创办近一个世纪以来，培育了很多人才。金陵大学的许多校友分布于国内外，在各个领域内发挥所长，受到当地社会的重视。其中在南、北美洲，金大校友有三四百人；台湾也有四五百人，分布于政治、实业、文化、教育、农业等各个方面。比如，以“经济复兴”为号召的台湾农业界中的大部分骨干为金大 
  农科毕业生。 
  旅居国外的金大历届校友，在不少地方有校友会组织。去年夏天，我应在美校友的邀请，远涉重洋，前往访问，会见了美国各地不少的金大校友会同学，昔日莘莘学子，今已两鬓斑白。近年来，不少侨居国外的校友，出于热爱祖国，陆续回来讲学、访问，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对我这个老校长，也关切备至。 
  我今年95岁，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纵有“科学救国”抱负，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现在共产党励精图治，祖国春风骀荡，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出富国强民的现代化宏图，举国上下，气象万千。我年事虽高，逢此盛世，深受鼓舞。 
  我青年时在金大前身汇文书院附中读书，后入金大直至毕业前后达十年之久。1925年至1951年，我重返金大，由教授至校长，又历26个年头，与金大的历史渊源很深。现在加忆一些亲历目睹，作简略叙述，因时日久远，疏漏、片面之处在所难免，希识者匡正。 
  一、创办经过 
  上世纪末，所谓“泰西各国”鲸吞蚕食，加紧对我侵略，我国国势日蹙。它们凭藉不平等条约，各自在华攫取特权，西方各式人物蜂拥而至。当时，美国基督教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甚多，他们一面传教布道，一面创办学校，先后在中国设立了13所高等学校（即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的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武汉的华中大学）。金陵大学是美国教会在华最早开办的大学之一，也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在旧社会，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之一，向由美国教会选派美国人担任校长。 
  金陵大学由南京汇文书院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先是美国教会中的美以美会、长老会、基督会相继派出传教士，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基督书院与益智书院。其中开办最早的是汇文书院，创建于1888年，距今已近一个世纪。院长就是后来在上海创办《新闻报》、《英文日报》及《亚洲文会》杂志的福开森（J.C.Ferguson），他与清末两江总督刘坤一，邮传部尚书、航政大臣盛宣怀及一些北洋官僚频有往来。此人来华时不过20岁左右，原是南京地区的一个传教士，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活动能力很强。他很早脱离教育界的原因之一，据说是因为汇文书院院长待遇不高。去职后受盛宣怀之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福开森居中国60年，对东方，尤其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兴趣很浓，收集古代金石书画甚丰，后悉数捐赠金陵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福开森被日人囚于集中营，后美日交换俘虏，返回美国。1945年病故。 
  我于1905年入汇文书院附属中学。汇文书院是美国教会在南京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中学部又称“成美馆”，大学部称博物馆、医学馆、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1928年立案后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馆即医科，曾办有鼓楼医院。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平凡的1900年。这年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当时长江下游虽没有像直隶、山东那样处于风暴中心，也是风声鹤唳，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同样受到了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冲击。这时，美国传教士也开始对在华办学重新估计。为了适应中国的现实，从多方面改变中国人对美国教会的感情，教会学校必须提高教学质量及办学水平，而三个书院分散，既不利于管理，又不利于提高质量及扩大教会的影响，几经酝酿，1907年，基督、益智两书院合并为宏育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又合并为一，定名为金陵大学。 
  合并计划的第一步是购置土地，扩充校舍。全部工程由美国芝加哥一家公司设计承包。建筑材料除屋顶的琉璃瓦和基本土木外，都从国外进口。新校舍从1910年开始设计、动工，至1915年秋，长达5年始部分落成。建成后的金陵大学校舍，中西合璧，美轮美奂，十分宏伟，基地面积达2000多亩，与鼓楼巍然并峙，为当时南京最大之建筑。 
  二、基督化教育 
  金大的办校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基督化人格”，亦即培养“基督牺牲与服务精神”，以“造就健全国民，发展博爱精神，养成职业知能的根本”，实际上就是推行基督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