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马相伯先生信教，还是法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但他想要出资办的，是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清朝晚期，眼见大清国运气数将尽，列强瓜分之势已成，爱国的中国人，总想自强自立，不仰仗官府和洋人的鼻息。办自己的学校，培养救国的人才，也是民族自立之一途。相伯先生的想法，得到了不少爱国青年的拥护，如后来名声很大的邵力子、于右任等，虽然都已经有了科名，也都表示要抛弃旧学，学习新知，到马先生创办的学校重新学习。于是就有了“震旦公学”的成立。邵、于等人，既是公学的学生，也受马先生之托，主持校政。“震旦”，即佛经中所谓“中国”，拉丁语的“东方”，那校名就有日出曜于东隅的意思。学校一反法国教会的办法，全用中文授课，政治倾向趋近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学校的政治倾向，引起了官府和教会的双重注意，因此压迫随之。法国教会强力要把“震旦公学”收为教产，要马先生交出治校权。此举遭到教师、学生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于无奈，以马先生为首的一部分师生便毅然脱离震旦，另立门户，重新开办了一所新的学校，这就是“复旦公学”。马先生的破门离教，不知是否也同此有关。辛亥革命成功后，马先生成立校董会，特邀孙中山先生任校董会主席。过去复旦校庆是5月5日，就因为1921年的这一天，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解放后，把校庆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5月27日，有当时的理由，今天看来，实在大可不必。 
  光华大学的成立，与复旦有相似之处，不过时间较晚，是在1925年“五卅”之后。由于学生罢课，声援罢工，并为死难烈士降半旗志哀，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竟当着学生面，降下并撕毁了中国国旗。学生愤起抗议，宣布脱离学校，校方便列名开除。只有同是教会学校的沪江大学表示了同情，愿意收容被开除的学生。不堪忍辱的师生决定另起炉灶，在上海乡绅王省三和宁波人张寿镛等资助下，办起了光华大学。 
  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对于望道先生“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那番话，才有了真切的理解。光华在院系调整中归并了，留下了复旦。一个校名，就是一段历史。而复旦这一名之立，包含了多少前辈的心血、期望、理想和为此不懈奋斗的精神。校名在，思念也在。那一代人就是这样奋斗过来的。懂得过去，才懂得珍惜学校的荣誉。 
  校歌 
  恕我孤陋寡闻，打进学校到离开，15年间，不知复旦曾有校歌。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北京开校友会，会前发的材料中才见有校歌一首，颇感诧异。歌词中“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尚嫌泛泛，但后面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却大有意味，觉得有此几句，就有了复旦立校的根本。 
  校歌的歌词是谁作的？有人依据歌词，以为是陈寅恪，因为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有“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这几句话，今之君子都津津乐道，以为是陈氏发明，校歌歌词精神既似，便加附会。其实，复旦的校歌作于“五四运动”之后，大致是20年代初，而陈寅恪这篇铭文写作的年代已经是20年代末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五四”之后，几千年的精神禁锢被打破，要求精神之独立曾是中国进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思潮，非独陈氏所有，也非复旦独有。 
  想到陈寅恪的原因，自然还因为他曾是复旦公学的学生。现在讲陈氏，大多只说他负籍西洋，讲学清华，以及后20年间事，对于他求学于复旦公学，好像很少有人提到。复旦自有其传统。它很少以学生中出了多少政要、名流自炫；也很少以多少名师曾在复旦传道授业而自夸。这是它的大气处。即如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一事，又有几人知晓？更何况陈氏。一所大学，到了只是沉醉于往日光荣的时候，恰恰表明它已衰落，缺乏保持其水准的自信。我希望复旦在今后也不要沾染这种庸俗的时尚，要紧的是把学校办好。 
  校歌的作者，闻之于前辈先生，另有其人。此人也曾大大有名。就是“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刘大白。大白先生是白话诗的倡导者之一，有《旧梦》等诗集出版。我读过他的《白屋说诗》，起先发表于徐蔚南编辑的《复旦周刊》，后来结集成书，内容主要是讲《毛诗》。在当时，那是非常解放的见解。快要一个世纪了，年轻的朋友对刘大白多已不知道了，但复旦的师生，为了他那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也应当记得这位校歌歌词的作者。   
  如是我闻：为复旦百年华诞作(2)   
  校长 
  复旦的礼堂，我读书时叫“登辉堂”，是纪念校长李登辉的。现在已经改名为“相辉堂”，马相伯、李登辉，花萼相辉，是完全应该的。何况抗战时，复旦在重庆的校址，就是有“相伯堂”的。 
  李登辉先生字腾飞，福建人，印尼华侨。此李登辉，当然不是台湾那个现在还活着的李登辉。这是一位很有民族气节，爱护学生，人格高尚的可敬的教育家。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大约在1913年，受马先生之请，到复旦主持校务。复旦后来的发展和李登辉校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孙中山先生担任校董会主席时，复旦的校址在“李公祠”，是李鸿章家的祠堂。到了北洋时期，复辟势力抬头，李家状告复旦占用家产，要收回祠堂。后来迁往今天复旦的校址，创建之功，李校长有大力焉。校舍的兴建，从最初“相辉堂”西面那三座楼（我读书时的编号是100号、200号和300号），到后来数学系的那座西式楼房（子彬院），都是在登辉先生主持下，募集爱国华侨的捐款建造的。三座楼是爱国华侨简照南等先生捐款，子彬院则是靠澳大利亚华侨的资助。学校西南角一所有飞檐的两层小楼，原是登辉先生建造的私宅。他的夫人汤珮琳女士是一位医生。汤珮琳女士逝世后，登辉先生把这座小楼也捐作校产，作为校医所，为纪念汤女士，起名为珮琳院。我进校时依然如此，后来校医所搬迁，这座小楼成为经济研究所所址，好像已经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事情了。为了复旦，登辉先生可说是尽其所有了。 
  听前辈先生讲述李登辉校长的故事，有两件使我深受感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民族危急，国难深重，举国上下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昂。复旦大学本来就有爱国的传统，加之校舍也在淞沪战争中毁于日军炮火，三座楼的屋顶被轰毁，女生宿舍被夷平，当此之际，学校中哪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市政当局，秉承南京当局的旨意，大力镇压。复旦地处华界，军警随时都可以入校抓人。有一次，警察袭来，要校方配合抓捕抗日学生。李校长勃然大怒，对他们说：“为什么要抓他们？因为他们要抗日？我就是抗日分子，你们要抓，就先抓我吧！”义正辞严，警察无言以对，只好无功而返。一个校长，能这样不顾一切地支持学生的爱国举动，在压迫到来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学生，是何等难能可贵。如果压迫一来，便筋软骨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学生，那样的校长是没有资格为人师表的。 
  1935年，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北京学生组团南下请愿，上海学生群起呼应。复旦和交大的学生结队到北火车站，也准备前往南京请愿抗日。上海市长吴铁城软硬兼施，命李登辉先生到北站劝说学生返校。登辉先生既担心学生去南京遭遇不测，又顾及学校的前途，只好前往。他刚对同学们说了句：“同学们！你们听不听李校长的话？”学生们便齐声高喊：“对的就听，不对的就不听！”登辉先生前往劝说本非情愿，看到学生们高昂的爱国热情和他们“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感动得泪如雨下，再没有作任何说词。 
  从那以后，南京方面更觉得登辉校长不可信用，为加强对复旦的控制，想把校长换掉。由于登辉先生在师生中深孚众望，顶替不成，便派蒋介石欣赏的吴冕（南轩）到复旦任副校长。这个吴冕，曾被派往清华，因受抵制，做了几天没有进过校门的校长。清华是用庚款办的，可以不受南京教育部的节制，复旦就不行了，但他人虽进了复旦的门，依旧是个不受欢迎的人，难于有所动作。到了抗战时期，蒋介石又派他到中央大学当校长，同样激起了中大学生请愿抵制，仍没有成功，只好派他当了个地处敌占区无法上任的英士大学校长。全国解放前，他随蒋政权逃离大陆，最后卒于台湾。 
  抗战期间，登辉先生固守上海，因为办正式学校要受汪伪政权的干预，李校长坚持只办一个补习部，帮助不愿在汪伪学校学习的学生得到就学的机会。他没有看到抗战的胜利，病逝于上海。而老校长马相伯，也于抗战时期病故于越南的谅山。 
  复旦能有这样两位校长，是复旦的幸事，也因此始终坚持着爱国、兴教、维护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原则的传统。在纪念复旦建校一百周年的时候，这两位校长是不可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