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北大卖肉生的世界

 
  《华商报》发表“华商时评”： 
  一个毕业于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的人在街头卖肉，确实有违常理，毕竟那是一个稍微有点文化的人就可以干的工作。 
  同时坦言：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事人来说充满了无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面临着人世的种种风险，面临出人意料的灾难……一个亿万富翁也可能债台高筑，一个政府高官也可能革职入狱……这就需要我们要有一颗平常心，也需要我们永远保持乐观的心态。 
  同时断言： 
  命运就是用各种不幸来促使人的成熟，考验人的耐力，人生的苦难在苦难最终被战胜之后，它就成为受难者的财富。 
  《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为魔鬼教官的文章：《陆步轩，那一代人的一个背影》，其中写道： 
  他是否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中的托马斯医生那样，以甘愿做一个擦窗工人来完成一种对社会的讽刺。 
  揣度他人生活选择的目的是无聊的，但是，“北大人”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带有神奇光辉的称呼，让我更乐意把陆步轩往托马斯身上靠。是的，唯有如此才会让如我的看客从中寻找到一个相匹配的意义，聊作精神安慰。托马斯医生的擦窗生涯亦非一种主动的选择，而是对他的政治态度的一种惩罚。在彼时的捷克，政治态度上不过关，托马斯除了擦窗以外别无选择。而在陆步轩那个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力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一个北大毕业生，被莫名其妙地分配到陕西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在中国，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讽刺。而那个工厂终于垮了，于是我们的主人公像托马斯拿起抹布、拖把一样，操起了屠刀。 
  然而,这终究是一个悲剧。某种程度上，“高才生不等于谋生能力强”，这似乎也适合于对陆步轩处境的另一种评论。毕竟，那一代人在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之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也使得此前与此后的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十七 新闻的力量(2)   
  不过，我还是不能、不愿意接受在这种角度对北大高才生卖肉命运的解读。洛克菲勒曾经说过：“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而像陆步轩这样的人，或许天生就适合做学问而不适合与人打交道的职业，说他“不闻窗外事”也好，说他“只读圣贤书”也罢，社会需要这样的人，太需要了，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中国的人才都不会多到要他这样的人去卖肉的程度。而我们今天就至少有一个（我相信那一代人中，有不少人有着与陆步轩相似的命运）这样的人，多么奢侈——这与陆步轩是否善于谋生有何相干？ 
  想像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那么最后从事类似卖肉的行当，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如此而已。 
  对“北大人”卖肉的惊讶是传统社会等级观念的体现——这种观点我不认同。因为，人与人在权利上是应当平等的，但是，人与人生来却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或许就是唯一体现在智力上。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而陆步轩被发配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企业里并最终操起刀斧，是智力优秀分子命运的沦落，而这种沦落，因由非在陆步轩本人。 
  社会进入多元化时期，每个人看待问题都有各自不同的角度，有赞成便会有反对，这很正常，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其中写道： 
  笔者认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段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在我看来，“街头卖肉”是市场经济下，企业人才使用与个人选择双向互动的结果，这种社会自生自发的理性制度不应该因为卖肉者是“北大才子”而受到质疑。 
  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当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以前媒体上曾经有过“中国改革的成功与否要看北大教授是不是拥有了私家车”的争论，难道我们也要搞出个“人才使用的理性与否要看北大学子是不是能找到最好的工作”？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到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事实上，据新闻内容透露出来的信息显示，陆步轩在失业后曾多次找过工作，但最终没有被录用。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是“北大才子”，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呢？我真希望，政府千万不能因为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审判”就积极地干涉陆步轩的工作问题，或是指派哪个企业接收陆，或是强制哪个单位收留陆，这只能破坏本来很理性的双向选择，企业的人才选择权应该是绝对的；公众也不要再把矛头指向所谓的“人才浪费”和“政府失职”了，毕竟陆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可能在于他个人能力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说个人推销，自我包装、自我定位、人际交流等方面的能力漏洞，这些能力的提高都需要我们的公众去帮助他，去鼓励他，这才是要紧的事。 
  值得声明的是，陆步轩曾经被借调到长安县计经委工作几近三年，计经委即后来的计划委员会和工业局。工业局主管县办企业，该陆对企业情况了如指掌，绝不会睁大眼睛再往火炕中跳，即使失业之后，也不会再去企业寻找栖身之地。眼看着一家家企业停产、倒闭，一次都不可能，更谈不上多次。那么“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实为无稽之谈。国家机关与行政事业单位臃肿庞大，人浮于事，又有“编制”这道门坎，缺乏一定的人脉背景，企业人员想要改变身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简直难于登天。陆步轩泥腿子出身，祖上风水欠佳，人老几辈都于黄土之中刨食吃，祖上贪生怕死，既未参加老红军，又未加入老八路，社教中还是个中农成分，与“根红苗正”一点也扯不上关系，何来提携？陆步轩明明知道自己姓甚名谁，除了某中学外，从未联系过任何单位，甚至连曾经借调过他的长安县工业局都未找过，以免碰歪了鼻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时全国各大媒体报道、评论陆步轩的文章铺天盖地，何止千百，其观点或褒或贬，或无所谓。而作为长安区委、区政府的喉舌，其机关报《长安报》万千文章不选，偏偏看中曹林先生这一篇文章，是曹先生文采好，立意巧妙，还是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其用意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十七 新闻的力量(3)   
  《光明日报》发表郭之纯先生署名的“一家之言”，认为“才华不是一种虚名，才华也不取决于师门的高低。对于真有才华者来说，如何成就并不取决于身处何境，如贝多芬耳聋偏能作曲，大作家陈忠实几乎要去养鸡，比尔·盖茨在车库里成就宏业基础……”“如果‘才华’不能转化为‘本领’，那种所谓的‘才华’便只能是屠龙之技。” 
  不知郭先生是否听说过陕北拥有数项发明专利的高级工程师照样给单位看大门，咸阳街头工程师依然在擦皮鞋谋生，更有宝鸡大山中的留美博士陈声贵在养猪……这种偷换概念，以点带面的文字功夫着实了得，请郭先生注意，纵然陆步轩不济，起码是“吃得宴席打得柴”，拿得起放得下，拿起笔能吃文化饭，拿起镢头、铁锨还能种庄稼修理地球，实在混得没办法，拿起屠刀还能杀猪卖肉，还不至于把一支破钢笔故意七扭八拐，被人当作枪手，看人颜面，仰人鼻息。把您郭先生放在黄土高坡试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报道得多了，北大副教务长、教务部长李克安教授脸上挂不住了，“打狗还得看主人”，于是公开表示，如果需要，学校愿意为陆步轩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认为“北大学生卖肉完全正常”，“行行出状元，北大的学生同样可以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甚至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让大家到美国加州或者纽约去看看，中国出去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开餐馆的、跑单帮的、做小买卖的比比皆是，我们的大学生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研究生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