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至此，贾亦斌才恍然大悟。 
  蒋方良在杭州平时无事可干，就由秘书陪着她打麻将。方良没什么钱，打麻将只能赢不能输，秘书没有办法，只好让着她。方良钱用完了，就跑到南京来找宋美龄，开口喊“妈妈”，喊得很亲热。宋美龄很高兴，就给方良一些钱。每次都这样，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方良来南京找宋美龄喊“妈妈”，就知道方良又缺钱花了。这成了当时南京一个趣闻。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1)   
  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如同军事一样,也已处于崩溃的境地。这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打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7月下旬,蒋介石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蒋介石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的认可。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宁沪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发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介石派蒋经国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介石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蒋经国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蒋经国有蒋介石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经国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在正式宣布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的前一天,贾亦斌到南京励志社去找他,请他出席苏州青年军夏令营结业典礼。出乎贾亦斌的意料,蒋经国对贾说:“我另有重要任务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贾亦斌惊奇地反问:“这不是早就说好了的吗!又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任务呢?”他有些激动地说:“这次领袖委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贾亦斌未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问他:“发行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他回答说:“只需四五千万美元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贾亦斌见他说得如此自信,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但认为如果能由此使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惩处,物价能得到平抑,这对饱受物价暴涨之苦的人民还是有好处的,所以也感到高兴,当即对蒋提出了八个字的希望和祝愿:“秉公执法,早日成功!”然后握手告别。 
  蒋经国的“铁腕”使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岌岌可危的财政金融危机也似乎有所缓和,一时舆论出现了一片赞扬之声。有的报纸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称颂蒋经国为“蒋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国记者则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想趁热打铁,借机在上海扎根,因而考虑先取代宣铁吾出任上海警备司令,等条件成熟再取代吴国桢,出任上海市长。这时,蒋经国想到了贾亦斌这个对他反贪官污吏仍存怀疑的人。他几次打电话到南京找贾亦斌,要贾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贾亦斌看看他的“打虎”杰作,体验一下他反对贪官污吏和豪门奸商的决心；同时也想探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时,贾亦斌是否愿意充当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职。还有一件事,就是要贾亦斌为他筹备双十节“十万青年大检阅”。 
  贾亦斌于9月中旬到达上海,先在扬子饭店住下,旋即去外滩附近的中央银行看望他。但在那里,他忙于接待许多客人,无暇与贾亦斌交谈,于是他对贾亦斌说:“这里不好谈话,还是今天晚上8时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号)来谈为好。”   
  贾亦斌对蒋经国怒拍桌子(2)   
  当时,贾亦斌对他在上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打老虎”,博得舆论广泛赞扬,也感到高兴,但觉得那只是个开头,困难还在后头,成败尚难定论,特别担心他虎头蛇尾。当晚贾亦斌按时到了逸村,蒋经国显得十分高兴,两人握手就座之后,他得意地问贾亦斌:“你看怎么样?”想听听贾亦斌对他在上海政绩的评价,并且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而贾亦斌却毫不隐晦地回答:“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这不啻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悦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触动。贾亦斌接着问他:“CC方面怎么样?”他的脸色由不悦转为惺怒,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贾亦斌相信他的话,因为蒋经国同CC派之间早存芥蒂,他们的明争暗斗路人皆知。但贾亦斌最担心的还不是CC派,而是宋美龄,因此贾亦斌又问:“夫人(指宋美龄)呢?”此问一出,他顿时呈现难言之状,站了起来,口含烟斗,紧锁眉头,踱来踱去,近半个小时,一言不发。贾亦斌坐在沙发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后贾亦斌说:“今天不谈了,以后再说吧。”他说“好,我派车送你回旅馆。”谈话就此不欢而散,贾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问题,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贾亦斌预感到自己所言蒋经国“后劲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着急。于是在一次会见时,贾亦斌问他:“孔令侃案办不办?”他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予置答。此时蒋经国用行政手段勉强维持的上海经济秩序已出现崩溃之兆。物价开始飞涨,物资缺乏,生产停顿,到处出现抢购风,老百姓怨声载道。贾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厂了解生产和原料供应情况及工人的情绪,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现了一片抢购风潮,贾亦斌与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贾亦斌又追问他:“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旅馆之后,贾亦斌反复琢磨他这句话的含义。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来贾亦斌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涨的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着。特别是当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否则,无以向人民和历史交代。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一遇见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义的骗局了吗?对于国民党,贾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几年来他对贾亦斌恩遇甚深,无论以公以私,无论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