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他们是不是也在呼唤着这个远离家乡的、不孝的儿子？人生是这样的短暂，看目前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两岸是那样的僵持，“三通”又是那样的遥遥无期。有生之年，他还能不能见到高堂？年迈的双亲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一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便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心头。 
  1986年5月3日，56岁的王锡爵执行飞行任务。此次的飞行路线是从泰国曼谷经香港飞往台湾，王锡爵任机长，与他同行的还有副驾驶董光兴及机械师邱明志。他们3人以前常在一个机组执行飞行任务，互相之间配合得都不错。 
  中午12点53分，载有10万公斤货物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B198货机从曼谷起飞了。飞机在湛蓝的高空沿着A901航线平稳地飞行。 
  王锡爵坐在驾驶座位上，把握操纵杆，改变航向，向广州飞去。在距离广州不远的上空，王锡爵主动与地面的白云机场联系；得到许可后，飞机安全降落。 
  当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省长叶选平，在广州珠岛宾馆会见并宴请王锡爵，欢迎他驾机飞到祖国大陆。王锡爵激动地说：“我很想念大陆的山河和亲人，现在见到你们很高兴。台湾同胞都盼望两岸能够通商、通邮、通航。” 
  王锡爵驾机到祖国大陆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台湾当局既恼怒，又无奈。 
  大陆方面对于这一事件相当重视，立即作出了反应。 
  5月3日当天，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到台北：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你公司的波音747货机一架于5月3日15时10分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大陆定居。我局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同我局协商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中国民用航空局 
  派人去北京，这怎么敢呢？这岂不违反了台湾当局坚持了几十年的“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中华航空公司作不了主，请示最高当局。最高当局的调子，仍旧是：不正面接触。 
  5月4日，台湾“交通部政务次长”朱登皋表示：这个事件应由“华航”通过第三者处理，与“政府”无关。5日，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在“立法院”表示：“台湾将通过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英国保险公司和国际红十字会三个途径同大陆交涉华航货机问题。” 
  然而，大陆方面一再申明：“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无须经过“第三者处理”。华航事件陷入僵持状态。   
  田纪云：“顺乎历史潮流之举”   
  5月6日，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王锡爵驾驶着他从台湾驾来的这架波音747飞机，飞越多年来只能在梦中相见的长江、黄河，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当身着“华航”短袖制服的王锡爵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的中国民航局局长胡逸洲和他亲切握手，欢迎的人群向他献上生长在首都土地上的鲜花。 
  王锡爵对前来迎接他的人们及100多名记者说：“回到祖国大陆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我回来了，感到非常高兴！”神情激动的王锡爵，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说：“祖国提倡大陆和台湾实现通商、通邮、通航，今天可以说是大陆与台湾的首航。我希望海峡两岸今后常往来，大家可以回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朋友。” 
  得到消息专程从四川老家赶来的82岁的王伯熙老人，也到机场迎接37年未曾见过面的儿子。鬓发花白的王锡爵，看到满面沧桑的老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父子相抱而泣，久久不能自己。在场的许多人都潸然流下了热泪。王锡爵的二弟王明安、四弟王平安和五弟王锡寿，也到机场迎接了大哥。 
  下午，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接见了王锡爵及王锡爵的父亲、弟弟等家人。田纪云副总理说：“王先生的行动，表达了炎黄子孙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是顺乎历史潮流之举。王先生这次回来定居，还实现了多年分离的家人团聚的宿愿，对此，我表示热烈的祝贺！” 
  田纪云副总理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实现通航、通邮、通商，进一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愿意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积极促进海峡两岸多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为和平统一祖国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关于副驾驶董光兴、机械师邱明志二人的何去何从问题，田纪云副总理公开表明了态度。他说：“我们主张海峡两岸实行‘三通’，有来有往，来去自由。我们将充分尊重他们本人的意愿。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是言行一致的。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光明磊落的，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冷静、平和、主动 
  一个星期过去了，台北这边仍旧保持缄默，未作任何反应。 
  5月11日，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 
  台北 
  中华航空公司 
  5月3日我局曾致电贵公司，邀请你们尽早派人来北京商谈波音747货机的处理问题，但至今未见答复，海峡两岸对此深表关切。 
  贵公司这架飞机的机长王锡爵先生希望在祖国大陆定居，董光兴、邱明志两位先生表示愿望回台湾。我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飞机、货物及愿回台湾的董光兴、邱明志两人都交回台湾，请贵公司派人来商谈并办理具体交接事宜。 
  我们早已申明，这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 
  因此，请你们还是派人来商谈解决为好。不必经过第三者，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那么，你们认为什么地方合适，也可以提出来商量。 
  我们这一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对贵公司的处境和困难作了充分考虑后提出的。如果贵公司仍不愿意来办理接收事宜，则人和货机之所以不能迅速返回台湾，责不在我，请贵公司三思。我们再次吁请贵公司速做出决断，并尽快答复我们。 
  中国民用航空局 
  大陆方面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冷静、平和、主动；不利用这次事件刻意作政治宣传，但却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两岸人民盼望多年的“三通”的尝试；并希望借此打破“三不”僵局，从而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华航来说，此事是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华航是民营的自负盈亏的公司，经济状况并不景气。华航仅有两架巨型货机，王锡爵驾走的这架是1980年以6000万美元从卢森堡航空公司购买的；再加上机上的货物，华航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大的。然而，这次大陆方面姿态高，愿意主动将机、货、人交回，华航公司当然很想要。无奈，台湾当局迟迟不发话，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   
  “不让第三者插手”(1)   
  “华航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把话说到家了。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表明了立场和态度。飞机着陆的当天即以我民航名义，致电华航，阐明事件性质，邀请他们尽快派人来北京商谈有关人、机、货的处理。台湾方面极力避免与我正面接触，提出委托香港国泰航空公司或国际红十字会等与我交涉。中央毫不含糊地坚持“不让第三者插手”。 
  5月11日，我方再次以民航局名义致电华航，重申这是纯属两个民航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还明确表示，如果对方觉得不方便，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来商量。 
  台湾方面对此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被迫于5月13日，通过香港太古集团常务董事姚刚先生向我方传话，表示愿意派人与我方在香港商谈。 
  中央指示，由杨斯德、中国民航总局局长胡逸洲、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许光建4位同志组成领导小组，领导在香港的谈判工作，并委杨斯德以最后决定权。 
  杨斯德，1921年10月出生，山东滕州市人。历任华东野战军13纵队联络部部长，陆军、空军师政委，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台港澳侨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十三大、十四大代表。 
  杨斯德有着丰富的谈判经验，曾在莱芜战役和淮海战役中有力地配合了我军作战，并取得胜利。 
  1947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遭到严重挫折之后转为重点进攻。在华东战场上,蒋介石命欧震率5个军由南线沿陇海铁路向我华东首府临沂进攻,在北线命王耀武、李仙洲率3个军由胶济线向新泰莱芜方向进攻,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妄图与我决战,消灭我军。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采取“声南击北”的方针,决定在南面阻击敌人,声言要与敌人决战,同时隐蔽地运动部队至北线莱芜地区,利用内线工作策应我军作战,消灭敌李仙洲集团。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被秘密派至敌46军,任该军军长韩练成的秘书,在工作中利用这一内线关系,千方百计地策应我军作战,坚定灵活地完成了陈毅司令员交给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