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台海风云

第29章


于是,张瑞普同志发言,重申了我们建议在广州交接的好处。但为了表达我们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我方同意在香港交接,并提出了有关香港交接的安全、程序、手续等问题。我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会谈纪要、交接书和交接程序以及有关事宜3份草案。台方毫无准备,答应带回去研究。我们提出今后业务往来问题,他们表示“慢慢来”。 
  在第三次会谈中,当张瑞普说明在广州交接的好处时,台方十分紧张,手都发抖。当我们同意在香港交接时,会谈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台方情绪明显好转,赶紧招呼给我们倒茶。会谈结束后,我们一方面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舆论上争取了主动。 
  第四次会谈仍在马会大楼,从下午4时一直谈到7时。整个会谈比较顺利,主要是商谈会议纪要及具体交接事宜。台方表示,交接书很好,可以一字不改。至于会谈纪要,他们提出了修改意见。首先要求去掉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中的“台湾”二字,认为两个航空公司之间不必讲是哪里的。第二,把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改为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途中,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第三,在这句话的后面再加上一句,“中华航空公司要求中国航空公司,应基于人道立场,并按民航惯例,尽速交回飞机、3名机组人员及货物。”第四,将“友好协商”改为“业务性商谈”。 
  经过协商,我们基本上接受了台方的一、二、四条建议。但第三条我们不同意增写,台方也没有坚持。最后台方又拿出关于保留向中国民航要回王锡爵权力的信函,并解释说:“你们可以不接受,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当作没这回事。我们这样做,回去好交待,请贵方理解。”台方单方面签了字,我们未加理睬。会谈纪要签字后,双方鼓掌通过。 
  随后,台方对我们周到地照顾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并要将机组人员的食宿和其他方面的费用结清还我。我们说,都是同胞兄弟,一家人,这点钱就不用还了。 
  5月23日上午10时48分,华航货机从广州飞抵香港启德机场,我方和台方代表各4人先后登机,在机上办理了交接,我们将董光兴和邱明志两人的体检表、飞机检修记录以及货物清单,递交给对方,然后双方代表在交接书上签字。交接完毕后,张瑞普祝董、邱二人与家人尽早团聚,并赠送他们礼品。他们表示心意领了,但礼物不能接受。双方代表都对谈判的顺利感到满意,双方高兴地在机上握手告别。自此,历是20天的华航货机事件,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后记   
  后记   
  文/李立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说起来,这本书是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尝试着写的,几经曲折,总算是完成了。按说该喘口气,放松一下。可我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心里忐忑不安,就像得了产后忧郁症。究其原因,恐怕是自己底气不足,丑媳妇怕见公婆面,生怕我的处女作对不起读者。 
  几年前,我在《两岸关系》杂志上陆续发表人物专访文章,主要是一些部长级领导回忆历史上两岸发生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台办系统同仁的肯定和广大读者的认可。囿于杂志的篇幅,好多内容难以展开。于是,一些朋友建议我写书,将所采访的内容都写出来,作为历史保存下来。有人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是在抢救历史,功德无量。”虽是戏语,可也有几分真实。因为我采访的这些部级领导,大都在80岁以上,趁他们健在,记录下他们亲历的涉台大事,对后人研究台湾问题,无疑有所裨益。 
  我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本书,尽量做到史料性和可读性相结合,以我那有限的文采再现真实的历史,让读者在愉悦中了解历史上的两岸风云。 
  对支持我的人们,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谢国台办的领导和同事,尤其是宣传局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特别要感谢国台办主任助理张铭清同志,他平易近人,学识渊博,十分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他拨冗撰写的序言,文字练达、微言大义,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感谢程思远、杨斯德、罗青长、贾亦斌、何振梁、童小鹏、石一宸、刘小萍、熊向晖、赵炜、何振梁、耿文卿等老领导的支持,他们积极接受我的采访,还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图片。我要感谢华艺出版社的鲍立衔社长和刘泰副社长,他们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指导和帮助。我还要感谢杂志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者的成果和“华夏经纬网”、《台湾研究》、《中国结》、《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蒋介石与台湾》、《炮击金门》、《党史博览》杂志等书刊媒体的有关资料,无法一一列举,在此一并致谢。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想起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古话,如果本书能为读者带来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能够引起读者关心台湾问题,关注祖国统一,那我就感到莫大的幸福了。 
  李立 
  2004年11月1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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