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2000年9月，安老板为了感谢慕绥新，听说慕绥新病了，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慕绥新时送去了3万元。 
  2000年初冬，还是这个安老板又闯到空军大院平晓芳的住处，拿出一件黑色长款的貂皮大衣送给平晓芳。而平晓芳根本不缺貂皮大衣，她一共有4件，她平时穿的黑色短款貂皮大衣是自己买的；那件戴帽子黑色长款貂皮大衣，是她和慕绥新结婚后在沈阳通过熟人打折买的；还有那个最新款式的短款墨绿貂皮大衣是刘宝印妻子袁晶送的。 
  当平晓芳把安老板送来的大衣穿上给慕绥新看时，慕绥新脸上顿时不好看了：“你穿这件大衣像黑乌鸦，不好看，你别穿。” 
  其实平晓芳明白慕绥新不是反感黑色，而是反感那个安老板，所以一直没有再穿这件貂皮大衣。 
  在最后的时刻，慕绥新还在坚守着他的“灵魂阵地”，那就是专案组在调查核实他与马向东、刘涌的关系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坚守着三个问题，决不后退半步，尽管这已不涉及是不是受到更严厉的惩处。 
  其一，他坚决不愿意与黑社会为伍，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也许他看到了腐败权力场中，通过无性繁殖方式，实现权力与资本高速双扩张，进而成为极具社会破坏性的黑恶势力的极大危险性；也许他熟悉“权力＋资本”是高官常见的非法敛财方式，即： 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沈阳刘涌和慕马案中落马的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腐败高官和行贿奸商等，莫不如此。权力加资本再加社会黑恶势力的高度集中，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网不断做大、做强的秘诀。而我国部分高官腐败分子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的同体化加黑帮化，应是这种原始积累完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官员不得经商，资本不得化为政治，这是防止权力资本一体化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现象，并不仅仅是东北独特的现象。官员通过亲友曲线经商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在一些地方的商品化趋势，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的蔓延等等，都在催生着新的慕绥新、马向东出现。因此，在专案组核实他是否收了刘涌的钱时，不知是因为涉及到黑社会，他坚决予以否认。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讲，当时多一笔、少一笔，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也问了王立军，他在刘涌最后的岁月，曾经有过对话。王立军也说刘涌最后没有坚持说给慕绥新钱这件事。慕绥新在2001年4月15日中纪委的调查笔录上，非常气愤地写道： 沈阳盛传刘涌通过郭秘书给我十几万美金。这件事是有人在暗地里做文章，这跟沈阳的政治气候有关系。还说我去刘涌在太原街的工地视察过，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到刘涌的工地去过。刘涌的工地在哪里，我说不清楚，这一点可以问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说我给刘涌题字“让沈阳的小吃火起来”这句话是我1997年题给沈阳市饮服公司的，根本不是题给刘涌的。关于在沈阳打黑这件事，早在2000年春节，我就做过批示，同意市公安局打击黑社会势力的。当时公安局打刘涌实际上是打我。刘涌的案子，我希望组织上认真查一下。说刘涌给我拿十几万美元的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3)   
  笔录形成后，慕绥新认真地看了笔录，然后又用钢笔添了一行字： 刘涌有此口供，应查刘涌及有关人员。才签上慕绥新三个字。 
  当然，最后我看到的慕绥新的法律判决书，在他长长的受贿名单中，也没有发现刘涌的名字。这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坚决不承认，又没有其他旁证，没有办法落实；二是他真的没有接受刘涌的受贿。 
  其二，他坚决不屑于与马向东为伍，在专案组的笔录中还火烧张国光，以表示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腐败分子，但是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伙的。并把省长张国光在马向东案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暴露在专案组眼前。这一点给所有的专案组成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第一次与专案组谈话，讲的全是马向东问题，还不时地烧到了张国光。慕绥新说他1995在省里当省长助理时，就认识马向东。１９97年到市里后，双方合作得也较好，马向东要到中央党校学习，慕绥新考虑到他个人前途，同意他去了，而且对马向东的分工也没有调整；１９98年市里调整班子，省里准备派个常务副市长，张国光省长也对慕绥新吹了风，认为马向东不错，慕绥新坚决同意马向东当常务副市长；在这段期间，慕绥新承认他对马向东的事情有所耳闻，市里许多老干部也提出过意见。慕绥新说：我与张国光省长讲过，国光省长做过我的工作。所以马向东出问题他是有责任的。马向东案件以后，中纪委到沈阳办案，很多人劝我不要查办马向东案件。但我认为马案是中央查办的，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后，马向东的爱人章亚非找我，提出要我帮助承担12万美元的事情，来救马向东。我没有答应。当时我们谈得很不愉快。以后，我感觉章亚非采取了一些措施，到中央、中纪委告我。我讲这些就想说不是我在整马向东。省里市里一些同志认为是我整马向东，我也无从解释。2000年新年时，国光省长曾对我说“马向东案件不要搞了”。继而，他又讲了马向东的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审批，就他一个人批，风险很大。为此，我成立了土地审批小组，由我任组长，对此他很有意见。以后，马向东感觉我对他不信任，多次向我表白，１９99年春节后，他在我办公室汇报完工作后说，准备给老大存点钱，以你的名义在香港存40万美元。我当时很吃惊，也没有同意。到了１９99年4月份左右，马向东又跟我说，准备在香港给我存储1000万港币，我也没有答应，并将此事对文才书记、闻世震书记做了汇报等等。显然，他不是在标榜自己什么，也不是想摘出自己什么，而是在强烈暗示： 他是腐败分子，但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丘之貉。 
  其三，当然，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作为一个有理想有信仰的信徒，最关注的还是他灵魂的最后归宿。他不知道灵魂这种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什么构成的？是微妙、微小的粒子？还是流动的云、缥缈无形的烟？能不能经受住这毁灭性的考验？灵魂对于一个自由人来说，融化在生活中烟消云散了；对于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来说，只能被狱墙所吸收。 
  我在检察机关最后认定慕绥新受贿情况一览表上，那冰冷、僵硬的数字也使我看到了慕绥新对平晓芳的火热感情。一张是慕绥新不同任职阶段受贿收礼情况表： 从1993年4月至1996年5月算起，他在任省建设厅厅长兼省长助理期间，受贿335万；平均每月11万；从1996年5月至1996年12月，他在任副省长兼政法委副书记期间，受贿24万。平均每月33万；从1996年12月至2000年12月，他在任沈阳市市长期间，贪污受贿7385万，平均每个月154万。 
  如果按年份统计，还有一张慕绥新受贿情况表： 1994年受贿36万；1995年受贿294万；1996年受贿245万；1997年受贿65万；1998年受贿150万；1999年受贿2835万；2000年受贿240万。从这个表上，很明显可以看出： 他的绝大部分贪污受贿都是1999年以后的，换句话说，是他和平晓芳结婚之后。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4)   
  当然，他在写给平晓芳的信中，经常不提自己的病情，却经常引经据典谈精神、谈理想，谈灵魂，还经常蹦出几个陌生的外国人名字，以显示其才华，以显示其灵魂的高尚。 
  他在写给平晓芳的信中，更多的还挥舞起牵动情感的纽带，把人间最美好的词都赤裸裸地用上了： 什么“爱妻，亲爱的老婆”，什么“可爱、善良的老婆”等等；把人间最深的思念都倾诉出来了，什么“想疯了，急疯了”，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等等。甚至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平晓芳的孩子，他告诉平晓芳有一天晚上突然想起给平晓芳与前夫的孩子起个名，能否叫“平新娇”，以此来表达他的心情。无疑，这些都是慕绥新离开人间最后的表演，当然也是慕绥新疯狂贪污受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他属于老牛吃嫩草，他不得不为年轻的娇妻着想，他可以不惦记自己，也要惦记平晓芳，惦记平晓芳的孩子，目的只有一个： 那里是他灵魂最后的港湾。 
  2001年11月25日，平晓芳被解除“两规”。那时，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党籍没有了，职位没有了，财产没有了，八一公园内那个副省级的小楼，也被收回去了。可是她心里已经没有时间想得太多，她只想尽快见到丈夫，她知道丈夫来日不多，哪怕多与丈夫呆上一天也好。所以，她那天早上出来后，连家都没有回，便从沈阳直接坐大巴奔赴大连。那一刻，她明白了，她认识慕绥新后，一直就被慕绥新捏住了灵魂，就一直为慕绥新活着。 
  当平晓芳走进病房，看见离开不到３个月的丈夫，如今面容憔悴，瘦得都脱了相，顿时心如刀割，强忍住眼泪，轻声说道：“老公，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