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

 
  日夜牵挂的妻子突然出现在面前，慕绥新根本没有想到。他躺在床上起不来，只得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看了半天，确信无疑了，才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好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呢？这下我可放心了。” 
  妻子能从他的“阴影”里解脱出来，无疑对于他来说是最大的安慰。他知道自己彻底坦白这条路走对了，他和妻子的心是相通的，他们一起做出的努力组织看到了，组织上是公正的，不然的话，他死也不会安心。 
  至今沈阳的老百姓还能抱着善良的愿望，愿意看到慕绥新阳光的一面，愿意看到他主观上干事的一面；他呆过的三冶的同志都说三个女人毁了他；沈阳的老百姓说他是干事市长……这大概是慕绥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但是，这只能是他和他亲友的美好愿望，是老百姓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边出政绩边腐败”，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腐败分子搞腐败的显著新特点。因为任何一个头戴红顶子的官员，不嘴里喊以人为本，不干出点政绩，不给自己插上几根漂亮的羽毛就无法向上级和百姓交代，也都很难在官场上混下去。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些搞腐败的干部，都是两面人、三面人甚至八面人的根本原因。这无疑也是我们党和人民需要认真反思的地方。 
  2001年10月10日，大连、南京等地中级人民法院对“慕马大案”第一批案件作出了判决。法庭认为： 慕绥新受贿财物共计661万元，并有265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的副手马向东却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此后，平晓芳是陪他在病房里度过的。监管慕绥新的已经不是中纪委专案组，而是换成了狱警。慕绥新仍然躺着，平晓芳还是半躺在床边，她一只手搂着慕绥新的脖子，一只手给他梳头脸贴脸地给他唱歌。而慕绥新的头整天埋在她的怀里，她的怀抱成为慕绥新最后人生的平静港湾。 
  2002年3月2日，当在报纸上看到慕绥新死了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天亮时脑海里才跳出一个奇怪的问题： 什么是人的最大财富？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难怪慕绥新到最后也没有看清自己，他说，我一直想做一个好人，怎么就成了一个坏人呢？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5)   
  我想，慕绥新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历经千辛万苦才爬上高位、良知还没有彻底泯灭的高官，那痛苦癌症病魔的折磨，一定比不上心灵深处的折磨？ 
  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的曙光即将降临在那个刚刚落成的雄伟壮丽的“沈阳21世纪广场”时，慕绥新曾经在广场的世纪钟下，埋藏着《本届市长给百年以后沈阳市长的一封信》。 
  他前脚刚刚离开那个寄托着他雄才大略的“沈阳21世纪广场”，后脚就被中纪委“两规”，成了贪赃枉法的大贪官。这巨大的反差，绝妙的讽刺，不是他与相信他的人能够理解的…… 
  今天这些都已经变成逝去的过眼烟云，100年后我们都不在了，那时人们会怎样评价今天的事情呢？   
  历史在这里沉思(1)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在世界上从来没有这样引人瞩目，也从来没有这样令人惋惜：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高官的乌纱帽落地。这是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大浪淘沙的必然规律！ 
  历史在这里沉思，世界在这里观望，人民在这里呐喊。 
  诚然，这种令人发指的高官“前腐后继”的腐败现象，在中国改天换地、承前启后的伟大进行曲中，只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但是它毕竟是存在的悲剧，是触目惊心的！我们每一位党员，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允许这种腐败滋生、不允许这种悲剧在中国泛滥成灾。 
  从今天的角度看，高官慕绥新腐败不是孤立的，并有“前腐后继”上升之势。追根溯源，我认为不能把账完全都算在个人头上。因为从客观上看，我们现实社会确实存在着伸缩度很大的“三大空间”，是造成了慕绥新“三大悲剧”的根本原因： 一是党的最高理想与历史转型期之间，往往有一个真空——人性的弱点，不是极度萎缩，就是极度膨胀，是欲望无限膨胀造成了慕绥新的性格悲剧；二是民主与法制之间同样也有一个真空——使权力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这个体制悲剧空间，使腐败乘虚而入腐蚀了慕绥新的权力；更可怕的是第三点，我国现行的“弹性法律”，让无数贪赃枉法的高官感到有机可乘……所以说，我们治理腐败，清除腐败的土壤，决不能头痛治头，脚疼医脚。而是一项整个中华民族综合治理的大工程，需要全社会一起营造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良好环境。我相信到了那时候，无论是高官慕绥新，还是高官霍绥新，这一个个权力之树，就会深深地扎根到人民肥沃的土壤中，就会生命之树常绿，就会根深叶茂，就会福荫一方百姓。各种虫害在这种健康的社会躯体面前，也会无可奈何。 
  万幸，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以人为本的旗帜下，真正打响了这样一场综合反腐败的“标本兼治”伟大战役…… 
  2002年3月2日，慕绥新在病床上，在癌细胞的蚕食下，去世了。 
  之前，2000年3月8日，在开往南昌市郊的刑车上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神情悲哀而又无不自嘲地对法警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我是建国以来因为腐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随后一声枪响让他在一片枯草地上服法。 
  2000年9月14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也被执行了死刑。 
  胡长清、成克杰这么高级的干部被送上了断头台。其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厉，可以说古今罕见。 
  可在慕绥新谢幕之后，还有一大批“封疆大吏”令人心惊肉跳地不畏险途地“前腐后继”，还有一长串形形色色的“高官诸侯”被绳之以法上了封神榜成为《著名贪官名录》的明星。这使我们的目光不得不沉重地往下移动：“贪财好色型”的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刘方仁；“独断单行型”的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妻儿失教型”的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丧失信仰型”的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晚节不保型”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知法犯法型”的原辽宁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田凤歧；“追求享乐型”的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谋求私利型”的原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湖北省副省长孟庆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湖北省省长张国光；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以及这次被审计风暴，无情地掀开头盖的原国电领导人，前云南省委书记高严……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纪委在5年期间，共查处了99个省部级高官。据有关资料披露我国现有高级干部2000多人，其中一线工作的1000多人。根据这个数字可以看出，每年受处罚的省部级高官人数占一线干部的1%—2%。   
  历史在这里沉思(2)   
  这是多么可怕的比例数字呀！ 
  而在中国这些贪官的露馅，大都像慕绥新一样，具有很大偶然性。从技术层面上分析，大多都是他们的垮台后“引爆”的。这就无法不叫老百姓浮想联翩，也为我们反腐败提出了更加严肃的课题。 
  按照当今社会的普遍规律，腐败现象不是我国的“特色与专利”，这通常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有着紧密联系，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历史转型期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我国正处于“前腐后继”的高发期。根据世界“透明国际”公布的印象指数分析，大多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也是腐败最严重的国家。而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是经济发达国家。根据“透明国际”对各国廉洁度所作的年度排名，最廉洁的国家除了新加坡外，还有： 丹麦、芬兰、瑞典、新西兰、冰岛、加拿大、荷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英国等。 
  而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在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间时，对于社会治安来说属于“最低谷时期”，换句话说是案件的“高发期”。再引申一步对于高官腐败来说，也是“前腐后继”的高发期。因为在1000美元与3000美元之间时，它属于人们的一个生存带。一旦超过3000美元，它才可以有足够的能力去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上的一些公益事业，也可以体现各个部门甚至每个劳动者的价值。所以说在3000美元以下、1000美元以上时，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期。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期里，因为各项政策与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漏洞，就难免不成为案件的“高发期”，高官腐败的“前腐后继”期。 
  从“透明国际”的调查中我们还不难看出，腐败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问题，更是制约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在落后国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社会财富极不均衡，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社会动荡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