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垒浮云

如今你呢，有功劳都是自己的，不能容人，也不能开诚布公，自大狂妄，以致于大家离心离德，你得好妹想一想！”
这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将吴佩孚说得哑口无言，夏寿田与张廷锷赶紧把话扯了开去，以免吴佩孚过分难堪。不过训斥归训斥，回护归回护，曹锟还是将靳云鹗找了来，好言安慰之外，嘱咐他要顾全“团体的利益”，尊重吴佩孚的地位。
当曹锟由郑州回保定后，局势已经有了变化；保定是在吴佩孚。讨赤时攻下来的。特派齐燮元坐镇，这一带的税收，是吴佩孚的重要响源。但直隶督军褚玉璞认为保定是直隶的疆界，应该收回；在曹锟离开保定到郑州时，派了一师人开入保定，接收了防务；等住在天津的齐燮元得知消息，已无可挽救了。
但是，吴佩孚最大的打击，是来自奉张。本来吴佩孚南抚孙传芳，北联张作霖，这个三角关系，以他为中心，怎奈孙传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斗的结果，使得革命军能用个别击破的策略，造成吴、孙的两败俱伤；在这样的态势之下，张作霖面临了一个必须作出抉择的局面，如果不甘于坐守关外，便须入关有所作为。结果是张作霖选择了后者，也就是担当起对抗革命军，挽救北洋军阀的主要责任。
其时国民革命军对大局有一个极其精当的分析与判断，认为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是孙传芳全力策动的结果。但张作霖目前对迫近潼关的西北军，较之对革命军，更为紧张；因为潼关一下，西北军开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胁，所以奉军必先全力对付西北军，一定要待到河南稳定后，才会对革命军采取行动。
因此，革命军当前的战略是，第一、先肃清湖北西部；等西北军经营陕南告一段落，两军在鄂北取得联络，再定攻河南的计划；第二、乘此奉军无暇南顾时，革命军在东南方面，先定闽浙，再图苏皖，暂定划江而守，以待时局的变化；第三、上海势在必得，否则长江闭塞，海外交通亦难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于不败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复后，进军河南，逐鹿中原，此时不但西北军可以取得联络，山西亦必响应，然后北定燕云，统一全国。
果然，初步显示，局势的发展，悉如预料，张作霖以孙传芳的主力守淞沪；直鲁联军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军，作为奉军的主要目标。这一来，就非将挡道的吴佩孚请开不可了。
尽管张作霖函电交驰，表面询问吴佩孚的动向，实际上是请他让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军，可以归吴佩孚指挥。但有南口的经验在，吴佩孚颇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实力足以挡得住革命军，还不需要奉军。
但是，他的实力在哪里呢？寇英杰、靳云鹗两军，都指挥不动，而且靳云鹗反奉的态度十分强烈，甚至自行组织了“保豫军”，准备对抗张学良、韩麟春的部队。
张作霖忍无可忍，下令三、四方面军，肃清黄河北岸，渡河进占郑州。于是奉军先头部队于一月底进驻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万人，由京汉、陇海两路陆续南下，前敌总指挥是第十军军长于珍，而张学良则不时往来于前线与北京之间。
三月五日，张学良到达河南卫辉，此地南滨大河，西控上党，号称天下之中，他与韩麟春召集第十军军长于珍、第十七军军长荣臻、第五军军长赵恩臻及炮兵司令邹作华等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分三路前进，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一星期内渡过黄河，进逼郑州。
在会议中，张学良下了极严厉的命令：严守军纪，不碍害民扰民。原来张学良虽未正式受过西方教育，但从青年会到京奉铁路，他的外国朋友很多，颇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军出师以来，只为部下恪守军纪，到处受到百姓的欢迎与支持，以致所向无敌，对他是个极大的启示。再细想一想，冯玉祥的部队打不散，亦是由于纪律严明；此外孙传芳的部队，军纪比较好，战斗力就比较强。奉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是第一流的，就是军纪太坏，以致于杨宇霆在江苏，地方上一声号召，群起而攻，不须有什么行动，就垮下来了。因此，他这一回决心要洗刷“奉军纪律最坏”的名声。
因此，这一回奉军由于黄河铁桥已断，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时，破天荒地是用相当合理的价格，雇用民船，而非蛮不讲理的征用；同时亦停止了拉伕，出价雇用伕子来运输辎重，使得河南老乡，大感惊奇。
三路泰军，由于珍所指挥的中路开始，分别在邹作华的重炮部队支援之下，强行渡河，直扑郑州，还发动了飞机助攻。同时张作霖给了吴佩孚一封电报，指责他“敌来犯境，则退让不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措词很不客气。见此光景，吴佩孚黯然退出郑州，转往豫西巩县，暂时歇足。
哪知冯玉祥的部队，已由陕西出动，而潼关守将张治公则投降了奉军；但在洛阳的所谓“镇嵩军”刘镇华部，却又响应冯玉祥。双方部队一层夹一层，形势搞得非常复杂，如果吴佩孚未离豫西，奉军不能自郑州攻洛阳的镇嵩军，张治公便有为冯玉祥、刘镇华夹击之危。因此，张学良派人持专函去见吴佩孚，信中很客气地请“吴老伯移居郑州”，实际上是要他让路。吴佩孚置之不理，韩麟春等人便老实不客气要动武了；以关云长自许的吴佩孚，变成了兵败的“刘皇叔”，栖栖皇皇地遁往南阳。
其时国民革命军的发展，真所谓“顺天应人”，大军所到，无不欢迎，以致孙传芳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三月什三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于四月十八日由国民党正式发表文告，国民政府决定奠都南京；军事方面继续北伐，肃清了黄河以南，而山西的阎锡山，亦已决定与国民革命军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军不能不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北洋军阀，如今只剩下一个张作霖了。时移势转，他只有在两条路中挑一条走，不是退守关外，便是独挑大梁。张作霖挑了后面的一条路。
挑这一条路，是由于张宗昌的慷慨陈词。六月十六日下午，张作霖在顺承王府召集会议，商讨“最高问题”，亦就是否自封“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张宗昌站起来发表议论：“现在的敌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来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败仗的，过一阵子照样再起来：现在败给革命军，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与其坐着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干一番，干不过人家，再回关外也不迟。老帅有了”大元帅“这个衔头，就算出关，也跟孙中山在广东一样，仍旧可以撑起一个场面来。”
张作霖连连点头，“最高问题”便这样决定了。当天张作霖发表通电，表示讨赤到底；但对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协。同一天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会同奉军将领通电拥护张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诏、曹汝霖等亦支持张作霖为北洋最高领袖。
两天以后，张作霖在西苑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当天发表两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今”；一道是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负责组阁。
其时冯玉祥、阎锡山已先后加入革命阵营。但冯玉祥与蒋介石，在意见上有严重的歧异；原来国民党内部正在闹“宁汉分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初次会晤，虽经李烈钧等人极力沟通，一而冯玉祥始终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即是不愿率军沿京汉铁路肃清武汉。最后闹到冯玉祥不辞而别，径回开封。
因此冯玉祥之加入国民革命军，对奉军并不构成新的威胁，但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便成了奉军的肘腋心腹之患。张作霖几次派代表劝阎锡山回头，不得要领之后，终于在十月初“明令讨伐”。
阎锡山亦知晋奉之战势不可免，在军事上早有部署，但晋军自民国以来，一贯采取守势，备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军，所以一经接触，首先在京汉路上，为张学良、韩麟春杀得“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接着京绥路亦告失利。
但正当张学良在保定发出捷报时，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突袭涿州得手；北京与保定之间的交通，被拦腰切断，张学良急派三十军军长于芷山，率兵赶往琢州，一战成功，但得而复失；再度进入涿州的傅作义，就不好相与了。
傅作义的兵力，共计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工兵营、机枪营各一，连同涿州城内的百姓，共计军民八万之众。自古以来，守城以粮食为先，所以傅作义实施粮食管理，预计可以供应一个月。他构筑的防御工事，周密坚固。守一个月亦并不困难。
奉军由张学良指挥，五次猛攻，不能得手，乃采取长期围困的策略。战火殃及人民，最苦的还不是道路流离，而是困在孤城中挨饿。
一个月以后，粮食不继，改以杂粮充饥，士兵吃的是黑窝窝头，到了十二月初连杂粮都吃完了，只能吃酒糟。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被围整整两个月的那天。琢州妇孺数百人环跪在司令部外面泣诉，说他们肚子已经空了三天，要求结束战争，以维残生。但傅作义不为所动。
到了一月，傅作义实在撑不下去，派人向奉军谈判停战条件，二月四日达成协议，共计五条：第一、即日起停战；第二、涿州人民在战事中的一切损失，由奉军清偿；第三、涿州守城军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内战，一切军械粮响，由奉方补充发放；第四、“国防军”驻地为军粮城；第五、奉方付现大洋二十万，作为开拔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