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新星陨落-国殇

现在，老夫老妻了，他该补偿补偿天伦之乐的缺欠了，“我们该多跑几个地方，大江南北都走走，还要到我们扬州去看看，在瘦西湖边我给你照像，一定照得漂漂亮亮的，发挥我的最高摄影水平!”   
  小屋里充满了欢乐。   
  第二天，十一月十六，星期日。妻子说；“你好好儿休息吧，明儿还得上班!”他说：“没事儿，帮你忙忙家务吧。你看，贮存的白菜，帮子都烂了，整理整理，给孩子们弄一顿素馅儿饺子吧!”   
  他把脏衣服都投进洗衣机，自己洗，不让妻子动手。洗完了衣服，又去买面，二十来斤，吭吭哧哧地提到家，然后让妻子为心爱的女儿包饺子。   
  一顿平平常常的素馅儿饺了，给这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之家带来了满足，把夫妻，父女的情感牢牢地联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也就没有更大奢望了。   
  天黑了，碗筷收拾已毕，老谢拿起自己的一摞讲义，到隔壁邻居家去备课——邻居是一位孤身老人，自然不像谢家那么挤、那么乱，可以暂借一席之地来备课，明天早晨八点钟，他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呢，就是为这个才掐着日子赶回来了。备课是一件绞脑汁的事儿，需要安静，家里地方太小，女儿还在输液。为了给病中的女儿解闷，他打开了家里那台过时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悄悄地躲出去了。幸亏邻居家可以暂借一时，不然他不知该上哪儿去安安静静地清理明天讲课的思路。   
  夜深了，“寄人篱下”的谢以铨全神贯注地潜入了植物昆虫世界，一支香烟在手指间静静地燃烧。   
  此刻，他的妻子守护在女儿的病床前，等着丈夫在笔耕之后回来休息。她愣愣地望着昏暗拥挤的斗室，思绪茫茫。二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儿，一直住到今天，孩子都长这么大了，一个十九，一个十六，房子却还是这么小，这么破旧，一点儿也没“长”。这儿地处偏僻，残破不堪，年久失修，狭窄、昏暗、潮湿，老同学来了，都说这儿是“贫民窟”。他们用衣柜、书柜把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睡觉，一半吃饭、做作业、备课、会客。另一个小间住两个女儿。没有厨房，锅碗瓢勺都在屋里。当然没有暖气，冬天得生炉子，买劈柴，买媒，安烟筒，老谢手巧，说“瞧我安的烟筒，都不带流油儿的!”当然没有卫生间，公厕远在几百米外，老谢肠胃老是闹病，常常在夜间跑厕所，嫌不方便，自己在院子里搞了个厕所，最原始的式样，定期由他自己掏粪便，这就更像“老农”了。他们没有指望要到更好一点儿的房子，二十年就是这样，每天老谢往西北奔农大，她每天往东奔同仁医院，路途都远得惊人，好在也已经习惯了。夫妻俩有十多年的时间每人只挣几十块钱的工资，一个要奉养双亲，一个要负担寡居的姑妈，都是义不容辞的；还有两个女儿，现在一个上了自费大学，一个上高中。处处都用钱，能省出一分是一分。老谢把一切都尽着妻女，自己舍不得吃一点儿好的。妻子说：“你是咱们家的大顶梁柱，顾点儿身体吧，我的同事已经有好几个寡妇了!”老谢却说：“我没事，你放心!我要干的事还多呢。”   
  ……她东想西想，不着边际。老谢到深夜才备完课回来，疲倦不堪地倒在床上。看那样子倒是挺满足，一定是把明天的课准备到了百分之百了。其实，他早有准备，研究了几十年的课题烂熟胸中、倒背如流，不备课也照样讲；其实，这课也不必非得明天上不可，几千里地赶回来，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就赶着备课、上课，不把你赶死才怪呢!这都是妻子心里的话，她没忍心对老谢说出来。“死”啊“死”的，虽然并不当真，总也不吉利。她当然不相信丈夫会死，五十三，正当年，还有半辈子呢，她等着自己退休之后跟着老谢走遍一切“好玩儿”的地方，也享受享受当“夫人”滋味儿，她相信老谢能给她拍出好多好多漂亮的照片。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六点十五分，谢以铨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晚了，晚了!”他实在太疲劳了，连定好的闹钟响都没听见!   
  “不算晚，来得及!”妻子也没听见闹钟响，误了丈夫的事儿。她一边起床，一边安慰他。她知道，老谢把讲课看得比什么都神圣，从来没有迟到过半分钟。   
  “晚了!”谢以铨匆匆地穿衣服，洗漱，紧迫感使他的脾气显得有些暴躁，几乎是在对妻子吼叫：“快给我一杯水!”   
  妻子手忙脚乱。“你总得吃点儿东西啊，我给你煮碗烂面条儿吧?”老谢的胃不好，不能吃生冷的、硬的、烂面条是他的常餐。   
  “不行，来不及了!”   
  “那……吃几块饼干吧?”   
  “不吃了，给我倒杯水!”   
  一杯水怎么能当早饭?妻子没听他的，固执地把女儿的麦乳精冲了一碗，逼着他喝下去。他“咕咚咕咚”喝完，一抹嘴就走，慌慌张张地嚷着：“快，给我一副手套!”   
  丈夫从来没有以这样命令式的语气吩咐妻子，今天太反常了，都是因为妻子没早点儿叫醒他，他怕误了课!妻子温顺地忍受了他的呵斥，心想：二十年都没好好儿地伺候过他一次，今儿就伺候伺候他吧，这也是应该的!   
  初冬的北京，天已经凉，妻子坚持给他换上一件厚毛衣，又找出了买了多年都没舍得穿几回的风衣给他披上。他已经等得极不耐烦了，一边扣着钮扣，一边推起自行车往外走，奔向他的讲台。从他家所住的翠微路到颐和园北边的农大，这可是不近的路程呵，他必须以自行车越野赛的速度冲刺!   
  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遗憾的是，今天的课他还是误了，他没有死在神圣的讲台上，却不幸倒毙途中!他的路没有走完，为什么在中途就躺下了呢?   
  谢以铨无声无息地躺在停尸床上，他不能回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了。   
  医生诊断说，他是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的。可是，老谢从来也没有过心脏病啊!   
  民警神情严峻地向大夫建议：“为了弄清死因，是不是做一做尸体解剖?”   
  “不用了，人都死了，就别再拉他一刀了!”妻子痛哭着，嘶喊着。她相信，像老谢这样的好人，没有人会暗害他；他身上没带钱，没穿好衣裳，骑一辆破车，没有人会拦路抢劫这么一位“老农”!“他是累死的，活活儿地累死的!”   
  “累死”?在刑事侦破中没有这样的词儿，“累死”没有凶手，没有被告，没有任何人承担法律责任，肇事的原因在死者自己，他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太神圣了，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太轻微了，太“玩儿命”了!铁面金刚似的民警，眼里涌出了泪水：“谢老师是在骑车去讲课的路上故去的，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建议你们学校领导按‘以身殉职’为他料理后事!”   
  这番话激动了大家的心，是的，“以身殉职”，这样的词儿过去只用在白求恩、张思德身上，他们是英雄，是军人；而谢以铨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他不会行医，不会打仗，只懂得庄稼和害虫，但他也是把生命献给了事业，他的死不比泰山还重吗?可惜，却很少有人这样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   
  随便你们怎么评价吧，反正谢以铨已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毁、誉都是身外之物了。他一生没有为自己“争”过什么，他只是怀着一个深深的遗憾：今天让学生白等了，他再也不能给他们上课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想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倒下的。但是，好像是冥冥之中不可知的力量，为他安排了一个听取最后遗嘱的人。这个人，是他同在一个院里办公的朋友、畜牧研究所的朱成宽。这天早晨，朱成宽骑车赶往农大大院，忽然听到有人叫他：“成宽!”他回头一看，是谢以铨。老谢对他说：“成宽，我实在骑不动了，只好慢慢儿骑。请你到了所里给植保系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的课我恐怕赶不上了，替我请个假，推迟一会儿……”   
  朱成宽在仓促的上班途中，没有来得及多想，就接着赶路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不远，老谢已经倒下了，刚才的几句话就是他留给他的领导、他的学生的临终遗言。死神掐住他的咽喉的时候，他还想着他的工作，还在遵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一丝不苟地向领导请假，向他的学生请假!也许，他那时正在忍受着剧痛的折磨，也许每蹬一下自行车踏板就向死亡靠近了一步，但他什么也没说。朱成宽后悔啊，如果当时脑子多转个弯儿，赶紧送他上医院；如果分手后再回头看他一眼也许他不至于死……   
  老谢就这样走了，清贫、洁白、朴素，没有留下任何污垢。人生在世，五十三年，他匆匆来了，又匆匆走了，他要做的事情远没有做完，他能使的力气都全部使出来了，直到那奔向校园的自行车踏板的最后一次踏动!   
  ……   
  人寿几何?谁也不能预料。有的人于国无益却活得太久了，有的人于民有用却死得太早了，不但什么都未及准备，而且这个世界还欠了他太多的债，直到他死后，活着的人才意识到许许多多对不起他的地方，需要补偿，需要为他做点儿什么，“争”点儿什么，却又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