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新星陨落-国殇

无论国家经受了怎样的困难，党的路线出现过怎样的偏差和失误，都不曾使他们动摇和怀疑，和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了几十年，不计报酬，不讨得失。   
  “文革”过后，在科技、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荒芜、百废待兴的时期，这些人成为最可依靠、最堪使用的中坚力量，或曰“中流砥柱”。现在在北师大教学第一线上的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的人，他们的担子沉重，又困难重重。在事业上，向上看，老一辈已经在“文革”前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目前的任务是整理自己的学术理论；向下看，年轻的助教多数在进修、留学。讲课、带研究生、搞科研，差不多全靠一批中年人了。老教授的研究生，实际上是他们带；老教授主编的教材、主持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是他们动手。没有老教授挂名，出版社不肯出版，不能列入国家科研项目，他们甘愿当“人梯”。这和农大以及文教科技各领域都有共同之处。地理系的李老师一个人承担了三个人的工作，夜夜靠浓茶和香烟开夜车；带着学生到野外考察，常常心脏病发作，突然倒下，清醒之后又一切照旧。赵老师的两名助教都出国了，他拖着伤腿，坐在椅子上坚持上课。“我不干”，这种话他们绝对说不出口，他们挚爱自己的事业。彭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之后，重新登台讲《世界自然地理》，极度的兴奋、紧张使他瘫在课堂上!   
  这是一些多么可爱又可敬的人!难怪人们常用“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来形容中国的知识分子。美则美矣，廉则廉矣，但“经久耐用”这四个字却要打折扣了。机器尚需保养，尚需维修，何况血肉之躯!他们一直在超负荷、高消耗下疲于奔命，体质普遍下降，或未老先衰，或猝然死亡，这已不是偶然现象!   
  在生活上中年知识分子有其特殊困难，六七十岁以上的老教授。多数在五十年代的中年时期已享受高工资待遇，而且多数有无须工作的“贤内助”照料或雇有保姆。而中年人长期工资菲薄，且多数是双职工，又无钱雇保姆，肩负着工作和家务的双重重担，上要养老，下要育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慈母手中线……”深入骨髓，几乎人人都是孝子、孝女，为奉养双亲不遗余力；他们是读书人，最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为儿女不惜一切。他们唯独不心疼自己，吃的、穿的、用的，一切都亏着自己。中国式的家庭中，过去那种保“出门挣钱的人”的传统已经消失了，现在是保“两头”。中年人还自以为“年富力强”，其实已经“糠”了，经不起三灾六难，绷得过紧的发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危险。北师大的老师创造的这个“糠”字，极富有文学性地活画出一代人的形象。   
  在他们当中，未到月底就没了钱的，煤气用完了无钱换的，大有人在。在汽车上听到人家个体户说：“吃对虾我都吃腻了!”他们瞠目结舌。对虾那东西，几十块钱一斤，当教师的敢问吗?一位副教授因伤住进医院，同病房中六个病人，他的职务最高，工资却最低，一时成为笑谈。你知道开车的、开电梯的挣多少钱吗?知道钉鞋的、卖冰糖葫芦的挣多少钱吗?副教授一个月的工资还赶不上个体户一天的收入。我在采访中去过一位副教授的家，该有的几“大件”都有了，显然比其他人优越。我感到欣慰，正待启齿询问何以“富之”，他的儿子在一旁插了话。他以鄙夷的目光斜睨着老子，对我说：“您问问那是谁挣的?”我当然立即就明白了。那位副教授很尴尬，在儿子面前自惭形秽。   
  师大的人都知道一个绰号叫“傻大力”的孩子，显然智力不高，但他卖冰棍儿一个月挣四百块，比一级教授还阔。某位三级教授的孙女高中毕业不考大学，进了香格里拉饭店，每月拿二百五十元，赶上了她爷爷。   
  在中年知识分子中，有教授头衔的如凤毛麟角，能晋升为副教授已经难而又难了。何况教授也已经“贬值”，五十年代的一级教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八十年代新晋升为一级教授的只有二百五十元，何况如今的钱又那么不值钱。难怪有人说：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教授在降价!而大量的，像徐志英那样的老讲师，每月的劳动报酬至多才一百元出头，更不能和人家比了。难怪有人嘲笑他们：干了三十年，还不如那个“傻大力”，看来你们越读书越吃亏啊!   
  的确，知识在贬值。知识分子的总体收入尚不及普通劳动者。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才五十六块，不如一个小保姆，用这点儿工资雇个扫街的都没人干!中年知识分子一个月的收入，比不上卖豆芽菜个体户一周的收入。北医附属医院大夫做手术超过十二点，仅仅补助两个鸡蛋。而他们雇个剃头的，专管给头部手术的人剃头，每剃一个就是三块钱。社会上流传的新型民谚“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绝不是无稽之谈。我们有多少本末倒置的怪事!   
  难怪第二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在悄悄兴起，一些高中毕业生不愿意考大学了，甚至一些初中生也退学了，他们宁愿去当工人、去做买卖，也不愿意当知识分子了。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北京地区人均年收入已达九百三十元。请问：有几个中年知识分子家庭达到这个平均数字?请问：目前市面上抢手的高档电器、组合家具以及高级饭馆里的豪华筵席，顾客中的中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几?再请问：税收部门在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时是否统计过，月收入达到征税额的中年知识分子有几人?他们出版一本教材，一部著作，往往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那点儿稿费却要按“月收入”收税，于心何忍?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妒嫉一些工人、农民和个体户在改革中得到的好处，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能够获得应得的报酬——不是指八小时以外再加班加点兼课、当“星期日工程师”，去挣额外收入，而是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所完成的工作的当然价值，他们完全有理由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达到社会上同龄人的生活水平。他们不用翻书就能引经据典，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名言：“复杂劳动创造倍加的简单劳动。”陈云同志也曾经说过：“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划得来的，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这些论述无疑是正确的、天经地义的，而现实生活中却“脑体倒挂”!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经济规律的!参加座谈的一位老干部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才智，才使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的。在那些国家和地区，知识分子格外受到尊重，有着一般体力劳动者所不及的优厚待遇。日本视教育为国家腾飞的前提，二次世界大战后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压缩教育经费，教师待遇也较高。南朝鲜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高出工人三倍多。香港教授的工资收入有的高达工人的十倍。与香港比，我国小学教师的待遇仅相当于香港小学教师的百分之一；大学教授相当于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一百八十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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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我想到了我曾采访的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