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新星陨落-国殇

稀疏的头发，布满皱纹的脸。鼻梁上架一副一千三百度的近视镜，镜片上一圈儿又一圈儿的同心圆，像两只厚厚的瓶子底儿。在她微张着嘴向前张望、寻找车辆空隙的时候，露出七零八落的牙齿。她上身穿着一件咖啡色旧线衣，袖口上还接了一截儿针织品，也已经磨损了。外面罩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蓝布上衣，下身是旧的确良长裤、平底黑布鞋。凭这副模样，这身打扮，别人大概以为她是个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或保姆，怎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大学讲师。其实她自一九五六年从北师大毕业留校后，在化学系任教已三十年了。   
  倒退三十年，徐志英也曾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红润的瓜子脸，浓密的秀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一副亮的歌喉。她是北师大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多少次在联欢中、在舞会上，她那青春的舞姿给人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一切，都像梦一样飘散了，永不再属于她了，眨眼之前，她老了。十年“文革”开始时，她才三十出头，浩劫过后，已四十有余。老了，真是老了。人们都说：向“四人邦”讨还失去的青春，可到哪里去讨还呢?   
  ……现在，徐老师无心追寻往事，她手里提着酱油瓶子，去解决一个非常微小而又非常实际的问题。她在系里是一名讲师，在家里是一位主妇，双肩挑着两副重担，哪一副也不能放下。   
  她心惊肉跳地站在马路旁，望着那离弦箭般的车辆，路蹰再三，举步不前。她最怕过马路。眼神儿太差了，一千三百度，而且视网膜曾经脱落又“焊”了上去。她鼓足了勇气，在朦胧暮色中吃力地辨认着斑马纹人行横道，左顾右盼，摸摸索索，朝前走去。   
  她终于在马路对面买到了酱油。当她返回来时，天更暗了，车更挤了。她再次摸索着往前走，顺着斑马纹……   
  车子穿梭似的在她眼前飞驰，高声鸣笛，震耳欲聋。她晕了，傻了，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她只好原地不动，等待那呼啸而过的车子的空档儿。大卡车过去了，中吉普过去了，她看看左边，没有汽车了，才壮着胆子，赶紧摸索着往前挪动……   
  她没看见，她根本没看见，尾随在中吉普后边的一辆崭新的摩托车正风驰电掣地向前驶来……   
  摩托车上坐着一男一女，是挣足了票子、刚领了结婚证的一对儿个体户，正春风得意地飞向未来。前面有人!小伙子煞车已经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不偏不倚地正撞在懵头转向的徐志英身上，带出去六米远!   
  她倒在血泊中，酱油和玻璃瓶子的碎片撒了一地……   
  她就这样死了，终年五十一年。   
  在这位集高血压、肝炎、眼疾于一身的讲师的衣兜儿里，装着医生开的全休假条。但是，直到她临死的这一天，还在照常上班。她上班的化学系不在北师大本部，而在护国寺原辅仁大学旧址，往返有很远的路程，她挤着公共汽车，摸索着上班。她放不下自己所负责的“气相色谱”实验工作，放不下即将由她主讲的“仪器分析”课。由于体质太差，徐老师已经多年不教课了，在实验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作“后勤”，也是很累人的。现在，领导决定让她重上讲台，下学期为三年级学生授课。她兴奋不已，觉得自己突然年轻了，以极度衰弱的视力编写了厚厚一大摞讲稿，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但是，那一天已经不属于她了，她最终没有重登她所挚爱、所向往的讲台，没有再次享受作为教师的快乐。   
  徐志英早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就团结在中共地下党的周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几十年之后，她仍然是个“白丁”。她对党的感情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每一次党的知识进座都去听，每一个党员发展会都去列席，在有些人信仰动摇对党淡漠、疏远的时候，她仍然痴情如初，孜孜以求，但遗憾的是永远是个旁听者。她出身贫寒、历史清白、表现良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未能入党的原因有二。其一，过去政治运动不断，徐志英拉家带口、病病歪歪，起不了模范带头作用。她这个人家庭观念太强，晚上辅导学生上晚自习还带着吃奶的孩子(她的母亲和婆婆都不在北京，孩子扔给谁呢?)，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其二，现在形势变了，发展党员要挑业务骨干，自然也轮不到徐志英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重病号了。总之，她苦苦追随了几十年，哪趟车都没赶上!就在她临死前两天，还向一位党员含泪表达了她对加入党组织的热望。   
  就在她临死前几个小时，她还从系里赶回家去，像每天一样为丈夫准备午饭。伺候丈夫吃完了，他去睡午觉，她坐在床边守着，犹如看护摇篮中的婴儿。她是怕丈夫误了下午的工作，要按时叫醒他，每天如此。确是“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心分成了几份儿呢?一份儿给工作，一份儿给太夫，一份儿给孩子，还有一份儿给年迈的父母，轮到她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手不释卷，她的双眼都快熬瞎了；家务缠身，她的两腿都被水桶磕青了；无暇自顾，她全身的衣衫都破旧不堪了。那一次，她和丈夫一起去上海探亲，丈夫帮她挑了一件纯毛华达呢大衣，她非常喜欢，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穿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到底还是没舍得买。自己一个月才挣八十多块钱，花一百多块钱买件大衣?这简直是奢侈!   
  ……她死了，两手空空地走了。作为一个女儿，她没能为在故乡时时惦念她的靠她赡养的老父亲送终；作为一个“贤妻良母”，她没能看到爱子成家立业，没能陪伴丈夫白头到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她没能成为共产党员；作为一名教师，她只想为学生讲课，甚至没敢奢望得到高级职称；作为一个女人，她至死没有一件体面衣裳，平生仅在结婚的时候烫过一次头发!   
  她在被抢救中的弥留之际，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一个字：“冷……”这是闻讯赶到医院的丈夫听到的妻子最后一个字。“冷…… ”这个世界对她太冷了。丈夫含着泪水，给她盖上衣服，可她已经无须再问冷暖了。在她的遗体火化之前，丈夫给她买了一身毛料高级西服，“志英，你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再贵，也要人你买!”还装了假发，死后的她，变得“体面”了，但这一切她都不知道了!   
  徐志英死于车祸，但车祸是偶然的，意气风发的个体户和这位百病缠身、万事劳神的老讲师之间的“横向联系”也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中难道没有必然吗?如果这位全休病号不必为工作和生计奔波，如果能有一位保姆照顾她的衣食住行，她何必亲自以微弱的视力衰竭的体质趁着暮色大老远地去买一瓶酱油?又何至于死”一个保姆连吃饭带工资得近百元钱，掏出这笔钱，家里的日子还过不过?而且，谁家都住得那么挤，哪有地方留保姆住?北师大化学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家雇了个每天来干两个钟头的保姆，这已经是最了不起的了!   
  徐志英的追悼会规模出人意外的隆重，化学系礼堂挤得风雨不透。她的老同学、老同事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他们围绕在徐志英的遗像前，久久不忍离去，“再跟她一起照张像吧!”震动他们的心弦、搅动他们的哀思的，是他们与死者之间某种血肉相连、同命相怜的东西，一个平凡的人的平淡的一生，留给活着的人无限的思索与回想。   
  徐老师故去三年了，化学系的同事们还清晰地记着她生前的一切，仿佛她的突然离去就发生在昨天。昨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们追思昨天，是为了今天和明天。当年的党支部书记早已卸任，她白发苍苍，腿脚不灵，还在坚持上班，但也将要和徐志英一样以老讲师的身份退出教育阵地，也没有赶上高级职称的末班车。这不仅是她一个，还有许多同代人与之同命运。现任的副系主任，当年曾经亲手送别死者，如今却不知该怎么抚慰生者。他为他手下的一头头“老黄牛”的处境而发愁，却无计可施。这个身材瘦高、面色黧黑的男子汉眼中饱含热泪，冲动地抖着两只手：“我们的苦，没处去诉哇!”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我走进了北师大的党委办公室，这所大学是全国十大重点高等院校之一。   
  应邀前来座谈的人起初沉默不语，继而接二连三地爆发出激烈的发言，并且常常被泪水打断。   
  工会负责人递给我两张表。一张是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中该校历史、中文、哲学、生物、地理五个系的中年教师调查表，三百五十九人中，患病人数一百八十一人，占百分之五十；另一张是一九七九年以来故去的中年知识分子名单，密密麻麻写着二十多个名字，这些陌生的名字使我的心颤抖了!   
  本来是“生者对死者的访问”，来的却都是活着的人。死者长已矣，他们永不再发言了，只有活着的人在诉说。   
  死了的，各有各的“死因”；病了的，各有各的“病恩”。但这些都不仅仅是交通安全条例和医学所能回答得了的。   
  我国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共约六百万人，其中从事教育职业的几乎占三分之一，居各行业之首。而中年知识分子在总数中又占半数以上。   
  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世界观、人生观形成于五十至六十年代，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信任与热爱达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和同期成长起来的政治干部相比，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