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

那海的胜利
第二天,他们各自准备作战.脱脱将他的军队分成二十队,每队都委派一名优秀的统帅和参谋,那海也把骑兵分成十五队.
两军安排好后,便拔营起兵,直到相距一箭的地方才停下.不久战鼓敲响,双方的弓箭战也就开始了,你们可以看见箭像落雨一样,向两边飞去,骑者不断落马.当所有的箭射完后,士兵们就拿出剑和短矛,砍向敌人的身体、手臂、头颅,展开了一对一的最残酷、最野蛮的战斗.一时间兵器的撞击声、士兵的哀嚎声、战鼓的敲击声响成一片,震耳欲聋.死伤人数之多,是历次战争中所未有的.两位君王也表现得极其勇敢,他们来回搏杀,就如狮子冲入羊群一般.秃剌不花的两个儿子为报父仇作战也十分英勇,但是这都无济于事,脱脱的军队最后战败了.他们被赶出了战场,并且遭到了无情的屠杀.因为那海的军队虽然人数比敌军的少,但却更加精锐.脱脱的军队在这次战役中死了整整六万人.不过脱脱本人和秃剌不花的两个儿子逃脱了.
结束语
你们现在已经听我详细描述了鞑靼人、萨拉森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而且也了解了我所到各国的见闻.唯一没讲的是,大海和它周围各省份的情况.尽管我对这些地方也很了解,但我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去介绍那些人们天天游历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常有航海者来来往往.
本书开头,你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是怎样离开大汗朝廷的,同时交待了我们一家是如何得到幸运的机会使大汗允许我们回国的.你们应该相信,要不是遇到那样的机会,即使我们费尽心机,也永远不能离开王廷,回到自己的国家.
我们相信,我们之所以能够返回故里,为的正是让人们能够从我们身上了解到世界上的许多事物.这正是上帝的安排.感谢我们的主,上帝!阿门!
后记
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付梓出版了,这的确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蒙古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并凭借自己辉煌的武功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世界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而马可·波罗作为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其它各国而又将其系统的介绍给西方和欧洲人,这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两个世界第一的碰撞而产生的也因此成为了脍炙人口的"世界一大奇书".此书不但是研究历史者的灯塔,为人们对元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幅生动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画卷,同时也成为了一部地理学的重要指南,马里诺莎努托的一三二○年版的世界地图中就有许多资料取自中,就连著名航海家哥伦布也从本书中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冒险西行从而发现了美洲大陆.正因如此,自成书以来,共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出现了一百四十多个抄本.
尽管如此,作为一本跨国性的历史、地理著作,也引起了人们众多的争议.不少学者对书中的矛盾和可疑之处提出了种种置疑,其中最主要、最关键的就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
首先,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的书中有许多值得怀疑和难解之处;各种版本分歧颇大;人名、地名难以对证,似乎都是从波斯语言翻译而来;而且旅行路线往来重复,难以考证.
其次,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中国的描写可谓"挂一漏万".如对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茶、汉字以及印刷术都没有提到,妇女缠足、使用筷子也无一语论及;尤其是对举世闻名的长城更是视而不见.这些都说明,这完全不是一个旅居中国十七年,而且自称跑遍中国的人应有的见闻.
第三,中很多地方充满了可疑的统计资料;对蒙古皇族的家谱说得也是混淆不清,很不准确;对许多城市的描写完全是公式化的,苍白无力的语言,如居民是"偶像崇拜者"、"隶属大汗"、"使用纸币"等,把中国丰富多彩的景象变成了灰茫茫的一片.
最后,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没有查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马可·波罗的材料.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只不过是马可·波罗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以及到过中国地区的商旅的叙述,再加上记录者鲁思梯谦先生的生动想象力及天赋而创造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克里空"（即所谓虚假报道）.
应该承认,马可·波罗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追逐名利,的确讲述了不少与实际情况不太相符的事迹:如献炮攻襄阳,任职扬州三年,同时对汗八里（北京）、苏州、泉州等地的描述也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稍有不同.但由此而推断出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却有待商榷.
在中,马可·波罗的确有一些夸张失实、记载错误、疏失遗漏、行文单调、路线不明之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马可·波罗是在身陷囹圄,手中既无资料,精神又受摧残的环境下凭记忆而讲述其故事的,因此难免有偏颇之处.再者,本书是一本"见闻"而非"旅行日记",所以我们完全不必苛求作者必须按顺序记录事件.而且,马可·波罗作为欧洲人,在中国接触的主要是波斯人、蒙古人和色目人,而很少接触作为"下等人"的汉人.因此,他在地名上使用波斯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此就说他的游记是根据波斯的导游手册编写的.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茶,这完全和他保持着国内的习惯,不喝茶有关,再加上当时西域人大概也无饮茶的习惯.同样由于马可·波罗主要是和蒙古人、色目人等种族打交道,所以他也不必去识学汉学.同时马可·波罗是以商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中的,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因此完全可能不去理会印刷术等文化学术方面的事情.至于长城则完全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秦汉的长城已废弃多年,破坏风化严重,残存遗迹也无实用价值,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只字未提,也当不足为怪.诚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的中国事物还很多,但正如某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档案中,没有哥伦布胜利进入该城的记载;在葡萄牙的国家档案中也没有阿美利加奉命航海的史料,难道我们能够因此否定这些无可置疑的事实吗?
关于马可·波罗一家的历史材料部分,杨志玖教授已在五十多前就给予了回答.这里由于篇幅所限,也就不再赘述了.
上述看法,只是本人的一些心得,权作抛砖引玉之用,望众多有识之士能多提出独特的见解,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也正是我翻译的初衷之所在.
梁生智
一九九八年八月于北京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上）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马可波罗（1254—1324）是中世纪大旅行家.他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从意大利到达中国,遍游中国各地,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初离华.他的《游记》,不仅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对西方世界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而在西方,关于《游记》的版本、译文和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此后120余年来,我国已有《游记》汉文译本六种,蒙文译本二种,介绍及研究性专册、论文百余种.虽然比起国外研究此书的成就还有一些差距,但也有我们的特色,为这门学科的研究添砖加瓦,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于汉蒙文译本
六种汉文译本是:1.魏易:《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1913年北京正蒙印书局出版.
2.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29年北美印刷局印刷,燕京大学图书馆发行.此前,张星烺曾将英人亨利·玉尔英译本附注及法人亨利·考狄修订补注本《游记》导言部分译出,以《马哥孛罗游记导言》书名于1924年由北京地学会发行.至1929年,始将所译《游记》正文第1卷30章与《导言》合并印出.
3.李季:《马可波罗游记》,1936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
4.冯承钧:《马可波罗行记》,1936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2月第三版,建国后中华书局曾于1954年重印.全书分上、中、下三册.
5.张星烺:《马哥孛罗游记》,193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6.陈开俊等合译:《马可波罗游记》,1981年11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从1913年到1981年68年间,出了6种译本,数量可谓不少.至于各译本质量,已有人撰文论及〔1〕,无需赘述.笔者的印象是,就译者所据版本而论,张星烺先生前后所译《马哥孛罗游记》较好.因为前者是英、法两国对马可波罗书深有研究的学者的英译本,其中附有丰富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对理解马可波罗书的记载极有帮助,可惜所译正文仅30章,仅及全书七分之一;后一译本是根据一种较新的《游记》版本,即称为《Z写本》的拉丁文写本,由意大利的拜内戴拖教授译为意大利文,又经人译为英文,张先生即据英译本译出.这一版本有许多记载为其它版本所无,弥足珍贵.不足之处是没有注解,因原英译本即无注解;又因"力求忠实,所有语句,类皆照译"（原书例言）,使行文有欠简练流畅,但作为史料,仍极有价值.
冯承钧先生所译《马可波罗行纪》是据法国人沙海昂（后入华籍）的法译本译出的,沙氏译本则系将法人颇节（一译鲍梯）的旧法文体转为新法文体,同时又将玉尔·考狄本注释摘要附录,颇节本所无而见于剌木学（一译赖麦锡）本者亦为补入.据冯先生说,沙海昂译此书仅出于业余爱好,非专家之作,其个人注解不免有误,冯译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加之冯先生对元代历史颇有造诣,故所译本书较前译诸书在译文及注释方面具有独到之处.魏、李译本皆遭指责,张译本一则不全（旧本）,一则无注（新本）,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陈译虽系较近出版,理应后来居上,但其所据译本并非新版,译文虽较通顺,仍有一些错误,有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地方,错误更明显〔2〕.因此,就目前而论,仍以张、冯译本为佳.
现在好的英译本《游记》,当以1938年穆尔（A.C.Moule,一译牟里或慕阿德）与伯希和（P.Pelliot）合译的《马可波罗寰宇记》（MarcoPolo:TheDescriptionoftheworld）为最.此书综合各种版本为一书,并于正文旁注明版本的缩写,可称为百衲本的马可波罗书.注释本除玉尔·考狄本尚有价值外,则以伯希和的《马可波罗游记诠释》（NotesonMarcoPolo）为精细深刻〔3〕.伯希和这两部书在国内都人在翻译,但出版尚遥遥无期.我们希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这两部书能早日问世.
翻译马可波罗的《游记》,这是研究马可波罗的起步或基础工作,非常重要.前述六种汉文译本虽各有短长,难以尽如人意,但译书本身就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劳作,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是凭借汉译本这个阶梯才知有马可波罗其人并走上研究之路的.可是,由于《游记》中涉及的事物极其广泛,仅就他在中国所见所闻的事件,所游历的地方,要将其和中国史籍一一对照和解释,就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兹举一例,略作说明.
元世祖时期,有一个大臣阿合马,由于善于理财,得到元世祖的宠信,却引起汉人臣僚的嫉视和不满,阿合马也恃权做了一些不法行为.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以汉人益都千户王著为首的一伙人设计把阿合马杀死.此事《元史本纪》和《阿合马传》及其它有关人列传中记之颇详.马可波罗其时正在大都（今北京,元首都）,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正可以印证、补充《元史》的不足.他也提到王著的名字,但现今的汉译本都把这一为首者的名字译错了.如首译此书的魏易译为:"有契丹人名陈国者Chen-ku,军官也,所部有六千人……欲谋举事杀阿马克.其至友中有名王国者Van-ku,亦为军官,率众万人."（译本卷二,第16页）李季译本说:"有一契丹人名张易,系一千夫长……他满怀忿怒,遂与另一契丹人王著——此人系一万夫长（按《元史》载王著为益都千户）——密谋毁灭阿氏"（译本第155页,括号内按语为李季原加）.
冯承钧译本说:"其中有一契丹人名陈著（Tchen-tchou）者,身为千户……遂与别一契丹人身为万户称王著（Wang-tchou）者同谋杀之."（中册第341页）
张星烺新译本说:"有一个契丹人,名叫张库（Chencu,音译）是一个千户军官……他盛怒之下,对另一个万户军官契丹人王著（Vancu）谋杀阿合马."（译本第163页）
最后,陈开俊等译本是:"有个契丹人,名叫张易（Chenchu）,是个千户……他满怀悲愤,和另一个契丹人,万户王著（Vanchu）密谋杀害阿合马."译者在"王著"名下附脚注说:"按《元史》,王著为益都千户."（译本第113页）
按,《元史·世祖纪》和《阿合马传》,王著是益都千户,不是万户,译者也已指出;和王著同谋的人是高和尚,此人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由枢密副使张易推荐,说他"有秘术,能役鬼为兵,遥制敌人",受命与大臣和礼霍孙将兵赴北边,其后无验逃回,是否封为万户,史无明文,但其人绝非张易.张易确有其人,但并未参与杀害阿合马的现场,当时他任枢密副使,王著派遣其同党崔总管假传太子真金令旨,令其发兵,张易"莫察其伪",即遣其部下领兵而去（《元史·阿合马传》）.至于陈国、王国、陈著、张库,只是魏、冯、张三先生就字面译音,更无其人;连他们译为王著的那个人,也并非《元史》上的王著,他们都译错了.
这个问题,早为中外对马可波罗学深有研究的学者所指出并解决了.约在1943年前后,西南联合大学的邵循正教授在一次题为《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的学术报告中就指出,马可波罗在此章中所称的Cenchu,应译"千户",是官号而非人名,其人即《元史》中的王著;至于Vanchu,应译"万户",不是王著,邵先生认为可能是阿合马的同党崔总管.总之,马可波罗所指的两个主谋人,一个是千户官,一个是万户官,原文已说得很清楚,他并不知道这两个主谋人的真名,汉译者由于知道刺杀阿合马的首领是王著,遂先入为主,用威妥玛（T.Wade）译汉音法,把Vanchu译为王著,而另一个Cenchu,则《元史》并无其人,只能随意而译了〔4〕.
外国学者解释得更早.1927年,穆尔在题为《阿合马伯罗之被杀》一文中即指出,Cenchu确为千户王著,Vanchu即万户,其人极可能是《元史》中的高和尚.其后伯希和更肯定其说〔5〕.
由上可见,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是文字的转译问题,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探索和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要求汉译者毕其功于一役,把书中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应在他们译书的基础上,作一些校勘、补注、考证等前人未竟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已作了一些,以下分类述之.
顺便提一下蒙文译本.第一种是赛亚东根据李季的汉文译本转译的,由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二种是葛尔乐朝克图根据日本青木一夫所译意大利拜内戴托发现的"Z写本"译为日文再转译为蒙文的.二书虽系一再转译之作,却说明了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视.
二、研究情况概述
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的元代中国的事情非常繁富,他游历的地区很广,所见所闻,多笔之于书.这些记载,既可与中国史籍互相印证,也有一些晦涩不清、需要考证的地方,这就给研究者提供了课题.西方学者已研究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补充、审正、提出新的看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马可波罗在书中对他自己在中国担任的角色述说不清,他先说他为大汗（即忽必烈）出使各地,又说曾治理扬州三年,这在中国史志上都无迹可寻.对此,我国学者曾提出三说.
（1）枢密副使说法国学者颇节（一译鲍梯）于1865年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游记》中据转译之《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以大司农、御史大夫、宣徽使兼领侍仪司事孛罗为枢密副使,兼宣徽使,领侍仪司事"记事及书《阿合马传》中王著等杀阿合马后,元世祖命枢密副使孛罗等"讨为乱者"等记载,认为此枢密副使即马可波罗,亨利·玉尔从之.张星烺在译亨利·玉尔英译本《游记导言》时,为之补《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详搜《元史》及其它资料,确证了颇节之说.束世澂见其文后,赞同其说,并著《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考》,较张文所搜孛罗资料更为完备.但也提出一点"存疑",即,《元史》上的孛罗,在任枢密副使以前,至迟在至元七年（1270年）已任御史中丞,若其人果为马哥孛罗,则马哥之至中国,至迟亦在是年,而据《游记》,其抵华时间,当在至元十二年（1275）.他说:"岂枢密副使孛罗非马哥孛罗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