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李鸿章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看到日本对朝鲜抱有侵略野心和中朝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他致函总 署说：“日本觊觎朝鲜历有年所，朝鲜为我东土屏蔽”。日本陆军比海军强， 
距朝鲜又最近，日本侵犯江浙，“尚是沿海肢休大患”，倘若侵略朝鲜，“则 为辽京根本之忧，前订规条以所属邦土不可侵越等语，实欲预杜此意”④。然 
而，规条和告诫都无法改变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副岛一经回国，就主 张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
1875 年日本即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作为“诱导朝鲜开化，使朝鲜屈 服，并予吞并”的借口①。是年 9 月间，日本军舰“云扬”号擅自驶入朝鲜江 
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朝鲜海防军向日本军舰发炮警告，日舰竟然攻毁炮台， 并派兵登陆，攻城残民。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一面派黑田清隆和井上馨率 
领舰队来到江华岛，以追究“责任”为名，胁迫朝鲜订约通商；一面又派外 务少辅森有礼使华，因为日本深知中朝之间存在着宗主藩属关系，中国是日 
本侵略朝鲜的重大障碍。1876 年 1 月森有礼到达北京，与总理衙门奕等进 行洽谈。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中朝宗主藩属关系问题。森有礼断言朝鲜之 
为中国属国，“徒空名耳”，否认中日修好条规适用于朝鲜事务，企图“在
①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二，第 7 页。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 586 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 93，第 27 页。
③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第 49 页。
④  李鸿章：《论日本与台湾、朝鲜、秘鲁交涉》，《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1，第 49 页。
①  大久保利通：《朝鲜意见书》，《大久保利通大书》。
与朝鲜直接交涉之际，杜绝中国方面的干涉”。奕则表示“朝鲜为中国所 属之邦，与中国所属之土有异，而其合于修好条规‘两国所属邦土不可稍有 
侵越’之言者则一。”②坐镇津、保的李鸿章，密切地注视着中日会谈，总理 衙门也不时地“抄示往复议论朝鲜节略”。李鸿章认为日本对于朝鲜，以议 
和为名，实则备战，而朝鲜并“不愿议和，诚恐衅端已兆”③。他既看到朝鲜
“不足以敌日本”，中日修好条规无法束缚日本手脚，日本侵占朝鲜使中国
“有唇亡齿寒之忧”，又不愿效法明朝李如松抗日援朝故事。他建议采取“息 事宁人之计”，劝诱朝鲜忍辱负重，允许日本“通商往来”，以期“暂弭兵 
衅”，并使中国避免卷入纠纷。1 月 24 日李鸿章在保定会见了森有礼。森有 礼专程拜访李鸿章，是想“复申各说”，通过李鸿章影响总理衙门，打破谈 
判僵局。李鸿章接见并宴请了森有礼。森有礼絮聒不休，声称“国家举事， 只看谁强，不必尽依著条约。”李鸿章针锋相对，指出“恃强违约，万国公 
法所不许。”森有礼坚持强权的逻辑，而李鸿章却迷信“万国公法”，殊不 知“万国公法”并不能制止侵略者“恃强违约”。森有礼还否认朝鲜为中国
“属国”；李鸿章驳斥说：朝鲜“奉正朔，如何不是属国？”他俩关于朝鲜 是否中国“属国”的争论，其实质是西方殖民观念与东方封贡观念冲突的反 
映，是日本企图排挤清朝势力、打开侵略朝鲜的通路和清朝方面为维护宗藩 关系、防止日本侵略朝鲜的斗争。森有礼在“酒酣面热”时，曾说“取了高 
丽有何益处？”李鸿章乘机对他晓以利害，并挥笔疾书“徒伤和气，毫无利 益”八个字送给他。森有礼再三央求李鸿章转商总理衙门，设法劝说朝鲜接 
待日本使臣。事后，李鸿章果然不负所托，向总理衙门详细地报告了与森有 礼会谈的情况，并建议“将奏请礼部转行朝鲜一节作为收场，以示格外和好， 
藉答来意，而略缓其逞强黩武之心，更于大局有益。”①由此可见，李鸿章对 于朝鲜，既抱住所谓宗主权不放，又对日本侵略采取“息事宁人之计”，其 
结果势必引进日本侵略势力，损害清朝的既得利益。朝鲜鉴于日本的武力威 逼和清朝“息事宁人”的态度，于 2 月 26 日被迫与日本签订《江华条约》， 
其中载明“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平等之权。”当时日本承认朝鲜 为“自主之邦”，并非真正维护朝鲜独立主权，而是企图否定中朝的宗藩关 
系，开拓侵略朝鲜的道路。清朝统治者基于传统观念，以为只要朝鲜承认中 国为宗主国，第三国承认与否无关大局，因而既未向日本抗议，又未诘问朝 
鲜。殊不知如果与第三国引起外交问题，那么第三国是否承认中朝宗藩关系， 就会直接影响事态的发展了。此后，日本借口朝鲜为“自主之邦”，遇事与 
朝鲜直接谈判，竭力排除中国的干涉，处心积虑地把侵略的触角伸进朝鲜。
血写的事实使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日本侵略朝鲜，势必引起列强在朝鲜的 角逐，“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美、法、德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这不 
仅为“朝鲜之大患”，而且也是“中国之隐忧”。面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侵 略，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将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 
从朝鲜和中国的安全考虑，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牵制政策”。
倡议在朝鲜推行“牵制政策”的是丁日昌。他在 1879 年说： 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
②  《复日本国照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科》，卷 1，第 6 页。
③  李鸿章：《复沈幼丹制军》，《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 15，第 36 页。
①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4，第 33—38 页。
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 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 不致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朝鲜通商，似可密劝勉从所请，并劝朝鲜派员 
分往有约之国聘问不绝。①总理衙门同意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 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让李鸿章照丁日昌所陈作为己意转致朝鲜 
李裕元。李裕元系朝鲜国王李熙的叔父，久任元辅，主持大政，晓畅时务， 当时虽已退休，但声势犹存。他曾致书李鸿章“道其仰慕”之情，李鸿章复 
书“略及外交之意”。此时若由李鸿章出面写信给他“藉为开导，尚非无因 而至”②。
李鸿章称赞丁日昌所言“为朝鲜计，实为中国计。”他遵旨致函李裕元， 发挥丁氏建议，请求将其呈报朝鲜国王察核，“广集廷臣，深思远虑，密议 
可否。”③李鸿章写给李裕元的信，虽是由薛福成起草的，但却如实地反映了 他对远东形势的看法和所拟推行的外交政策。
首先，他认为“日本行为乖谬，居心叵测”，亟宜设法防范。日本自明 治维新以来，“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对于邻邦朝鲜和中国，“难 
保将来不伺隙以逞”，“中国兵力饷力十倍日本，自付可以制之”，而朝鲜
“固不可无以备之”。 其次，他认为朝鲜应该在军事和外交两个方面采取应变措施。在军事方
面，应该“密修武备，筹饷练兵，慎固封守。”在外交方面，应“恪守条约”， 不要给人以可乘之机。同时“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相继与 
欧美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前者是加强国防建设，后者是讲求“交接远 人之道”。李鸿章认为，这是保卫朝鲜的必要措施。
李鸿章说：“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是“自然之气运， 非人力所能禁遏。”他朦胧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列强征服世界的活动，是难以 
抗拒的，惟有因势利导，才能防患于未然。他既看到日本勾结英、法、美或 俄国侵略朝鲜，使朝鲜“势成孤注”的可怕前景；又看到欧美各国同日本争 
夺朝鲜的现实，企图劝导朝鲜与英、美、法立约通商，“不但牵制日本，并 可杜俄人之窥伺”，进而迫使俄国讲和通好。显然，这是一种均势思想，企 
图在列强之间“互相箝制而莫敢发”的条件下苟延残喘。李鸿章的均势思想， 同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缺乏认识有关。在他看来，“泰西通例，向 
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英、美、德、法 距朝鲜数万里，“本无他求，其志不过通商耳，保护过境船只耳”。他轻信 
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通例”和“公法”，错误地以为英、美、法不会“无 故夺灭人国”，无意把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只是想“通商”、“保护 
过境船只”。因而，朝鲜只要与英、美、法立约通商，就能使之以为我用。 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本，肯定不行，以允许欧美列强通商制 
日本，则绰乎有余。他还劝导朝鲜应随时派人到有约之国，“通聘问，联情 谊”，“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约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 
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