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

其实，无论是立约通商，抑或是“通聘问”、
“联情谊”，都不会改变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不能指望藉此获得 它们的支持而排除日、俄侵略势力。
生活在封闭社会里、遵循传统治略的李裕元复信表示：朝鲜本意“不欲
①  ②《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1，第 32 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 16，第 14—17 页。
与他国来往，牵于众议，不敢主持。”但“拟仿古外国人学之例”，咨请礼 部拣选明斡人员赴天津，“学习练兵制器之法。”①
1880—1881 年间，美国派遣薛斐尔出使朝鲜，企图以日本为媒介与朝鲜 立约通商。俄国除兵于黑龙江、海参崴等处，如“不得志于中国，必将逞威 
于朝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胁迫总署劝说朝鲜“急与各国通商”。面对 如此严峻的形势，朝鲜君相“幡然变计，有联络外邦之意”，但因统治阶层 
中“议论纷歧，尚难遽决”。清政府为了加紧推行牵制政策，也改变属藩“公 牍往来职之礼部”的旧制，决定“遇有关系洋务紧要之件”，由北洋大臣和 
驻日公使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李鸿章受命之后，面临着如何处 理朝鲜与他国立约通商的问题。驻日公使何如璋从维护宗藩关系出发，主张 
中国应派人前往代为主持，或请旨饬令朝鲜与他国订约，并于条约内声明：
“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国结约”。②李鸿章认为这种主张，虽然不无道理，但 却窒碍难行，势必引起朝鲜的疑虑和欧美列强的反对，不如对朝鲜“密为维 
持保护”更为适宜。
李鸿章主张朝鲜应先与美国立约。他认为美国“最为公平顺善”，“无 贪人土地之欲”，又“好排难解纷”，“联美”有利于朝鲜。他邀请朝、美 
代表来津“面议其大略”，再赴朝鲜。所谓朝、美立约谈判，实际上成了中、 美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李鸿章督同马建忠、周馥代拟了朝鲜与美国通商章 
程草稿，而美使薛斐尔则提出了以《江华条约》为蓝本的约稿。双方分歧的 焦点是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中方代拟约稿规定“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 
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今兹立约后，大朝鲜国君主大美国伯里玺天德俱平行 相待，两国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侮之事，必彼此援护，或从 
中善为调处，俾获永保安全。”①非常明显，前半段是要美国承认中、朝宗藩 关系，后半段是要美国“援护”朝鲜抵制旧、俄侵略。而美方约稿同中方代 
拟约稿比较，所差甚远，对于中国属邦，“均未提及。”李鸿章与薛斐尔晤 商 4、5 次，辩论 20 余日，因未取得一致意见，谈判移至朝鲜举行。李鸿章 
奏派马建忠前往朝鲜会办，并派丁汝昌酌带兵船偕同薛斐尔东驶，以壮声势 而杜要挟。马建忠、薛斐尔抵达朝鲜后，即与朝鲜代表会谈，并于 1882 年 5 月 
22 日签订《朝美条约》。这个条约，是美国强加给朝鲜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美国攫取了在朝鲜不受限制的经商、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公使驻京等 
特权。这个条约不仅威胁朝鲜的独立和生存，而且也严重地打击了中国。
《朝美条约》是在李鸿章的斡旋下签订的，他本想藉此恢复中国在《江 华条约》之后动摇了的在朝鲜的地位，希望美国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邦，然 
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中国得到的只是对于美国并无任何约束力的朝鲜国王关 于朝鲜为中国属邦的声明。《朝美条约》为欧洲列强开辟了入侵朝鲜的道路。 
继美国之后，英、德两国相继与朝鲜签订了以《朝美条约》为蓝本的条约。 朝鲜国王也照例在约外先行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李鸿章认为“既有照会另 
行声明，载在盟府，日后各国设相侵凌，或朝鲜有背叛之处，中国尽可执义 责言，不至竟成法越覆辙。”①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2，第 7 页。
②  李鸿章：《论维持朝鲜》，《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1，第 42 页。
①  李鸿章：《代拟割美订约十款》，《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3，第 10 页。
①  李鸿章：《论朝鲜新约附有照会》，《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 15，第 20 页。
李鸿章推行牵制政策，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俄，藉以保卫朝鲜， 巩固中国东北边疆，但结果却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半 
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使中国东北直接暴露在列强的刀锋之下。
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膨胀和朝鲜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政策，激起了朝 鲜人民的愤怒反抗，加剧了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1882 年 7 月京城 
侍卫部队联合城市贫民发动起义，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几个日本官员，并 闯入王宫，闵妃化装出逃。国王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乘机入宫，自称国太公， 
出掌政权。史称壬午兵变。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采取以武力为后盾的谈判 方式，加紧侵略朝鲜。日本派出一支舰队赴朝，企图胁迫朝鲜政府答应“惩 
凶”、赔款、增开商埠、使馆驻兵、割让土地等无理要求。时值李鸿章丁母 忧，以张树声署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张树声闻讯后，一面派遣丁汝昌、马 建忠率军舰 3 
艘赴朝，一面调拨招商局轮船运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庆 军 6 营东渡，以便镇压朝鲜“兵变”，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防制日本乘机扩 
张侵略势力。李鸿章虽然在籍守制，但仍关注朝鲜政局。他断言朝鲜军民围 使馆杀伤数人、阻挠公使各节；都是违和约，背公法的；给予日本以“口实”， 
日本出兵朝鲜“虽似恫喝，实有兴师问罪之意”。他象张树声一样，站在反 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朝鲜人民的对立面，企图以朝鲜起义者的头颅来维 
护受清廷册封的朝鲜国王的统治，防止日本乘机发动侵略战争。清廷深感局 势严重，急令李鸿章迅速返津商定朝鲜内乱。8 月 25 日李鸿章自合肥启程， 于 9 
月 5 日抵达天津。在此期间，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解送天津，并逮捕、 杀害所谓“乱党”多人。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李鸿章抵津 
后，认为“朝鲜事大致就绪”，于是便着手处理善后事宜。
李鸿章认为吴长庆等诱执李昰应、捕治“乱党”，“深合机宜”，日、 朝《济物浦条约》“尚属无甚流弊”，只是赔款偏多，然而中国“未便从旁 
代为翻案”。他为朝鲜“国势粗定”和日、朝之间“暂弭衅端”而称快。他 主张日军未撤之先，吴长庆所部庆军 6 营应暂留朝鲜弹压坐镇。他断定朝鲜 
壬午兵变“发于乱军，而成于昰应”，主张将李昰应幽禁于保定，永远不准 返回本国，“以弭该国祸乱之端”①。清廷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
壬午兵变和《济物浦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某些清流派健将， 力主以兵威慑服日本和加紧控制朝鲜，因而在清朝统治阶层中爆发了一场关 
于对日、朝政策的论争。
1882 年 9—10 月间，邓承修、张佩纶相继上疏，建议乘镇压壬午兵变胜 利之机，对日采取攻势政策。李鸿章遵旨议复，提出自己意见。李鸿章和邓 
承修、张佩纶在对日本的认识和所应采取的政策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和根本 性的分歧。他们都预见到日本侵略着将成为中国的“巨患”，试图谋求驭外 
固圉之道；不同的是对于中日力量对比的估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政策的 差异。邓承修和张佩纶断言中国比日本既富且强，小小的扶桑三岛不堪一击， 
因而主张以兵威慑服日本，或“示将东渡”，或乘机东征。李鸿章则不然， 他并不相信中国实力超过日本，深感跨海远征难操胜券，因而主张充实海军， 力图自强。
就在争论对日政策的前后，清朝统治层也探讨了对朝政策问题。
1882 年张謇写出了《朝鲜善后六策》。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
①  《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等复奏会询朝鲜乱首情形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4，第 4、5 页。
通人）1868 年中秀才，1876 年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1882 年随吴赴朝，协 
助“理画前敌军事”，显示出在紧急事变中镇静应对和勤苦办事的良好素质。 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既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深沉忧虑， 
又流露出浓厚的封建“上国”的错误情思。他建议对朝鲜援汉设玄菟、乐浪 郡例，废为郡县；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 
令自改，而为练新军，联东三省为一气。据张謇说，当时中国朝野和朝鲜上 下对于《朝鲜善后六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或是之，或非之。作为北洋 
大臣的李鸿章，不仅拒绝接受，而且“悍然斥之”。是年 10 月张佩纶又奏陈 朝鲜善后六事，主张“理商政”，简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预 
其内政，“预兵权”，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救倭约”、
“购师船”、“防奉天”、“争永兴”①。